，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会从消极被动的工具变成知识丰富的公民，他们会把他们的脑力和体力自然地结合起来，而劳动组织的问题将公平合理地得到彻底的解决。
不幸得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所以只是在毫无结果的斗争中，在无能为力的奋斗中消耗力量。让我们来看看合作运动和它在目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吧。它有三种表现形式：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形式。参加这种合作社没有多大的危险。但是，它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结果，有时甚至引起失望。此外，消费合作社只能在较富裕的地区实行。总之，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游戏，甚至不能算一种临时有效的药方。
信贷合作社对于工人已是一个危险、一个诱人的幻影，它使工人陷入往来账、票据到期和复利等等复杂难解的财政问题的迷宫里，使没有经验的工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信贷合作社需要有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却出奇地缩小了合作社的范围。
至于生产合作社，我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可能陷入的丧命圈套。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劳动人民具有参加这一类企业的必要才能。因此，只有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才有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失败和成功都同样是不幸的。失败，那就是破产和灰心。成功却更加可怕，那会使工人分化成两个阶级；一边是无知的、被抛弃的、无依靠的、失望的广大劳动人民，处在靠工资为生的最低层；另一边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此只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永远脱离了他们不幸的阶级兄弟。
难道人们要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抽出人民中的上层分子，使人民失去自然保护者，使这些上层人物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变成半资产阶级吗？这些上层人物会变得更自私自利，因为他们的现钱不多，因此就更怕钱丢掉，也就更保守了。这就是在摇篮里就被命名为“社会主义复活”的那个私生子的最新成就，其实这是否认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坟墓！这是一个诱饵，引诱人民离开他们的正路，使他们走上泥泞的绝路，使他们迷失在无名的投机儿戏中，其结果除了使不幸的工人更热中于他们的得失之外，不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而对得失的狂热将会吞噬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如果国际代表大会在塞纳河畔召开，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在洛桑①，代表大会很难再一次封住反对者的嘴巴。而在巴黎却没有这个困难，这里根本不允许反对者开口。这个合作的诡计无可辩驳地是不顾一切地为了保卫当前秩序的安全最有力、最巧妙的一招；证据就是自从把人民引上这条歧路以来，舆论一日比一日混乱了。保守主义的胜利可能变成法国的灭亡。因为没有什么象政府的绝对安全那样对于一个国家是生死攸关的了。那时，政府冲向灭亡的边缘，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一切都在加速它的灭亡。
①指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是第一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布朗基主义者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在1866年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啊！竟有人认为可以和政府的行动背道而驰，用小小的合作社来解放人民。这是幻想！甚至还可能是出卖！人民只有靠大的合作社团，靠国家的推动才能摆脱奴隶地位，而只有胆大妄为的人才敢坚持和这相反的意见。因为，国家并没有其他合法的使命。
这种不顾经验和常识，由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论点是什么呢？奇妙的论点，它把人民的一切活动置于政府之外，并且宣布人民的活动与政府无关。这样一种理论是对事实、对历史最大胆的反驳，因此是愚蠢的。更坏的是，这个理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种罪恶。
历史在一些时代面前高声宣布政府可以使民族灭亡，也可以使民族得救。民族由于政府而生存或死亡。政府是一切好事和坏事的根源。政府既然令人惊奇地把好事都归功于自己，那么它怎么不对坏事负责呢？政府要对一切负责，对无知，对贫困，对思想和风尚的败坏，对物质、精神和道德上的堕落和腐朽负责。人民的面包和荣誉同样都有赖于政府。因此，人民的苦难也得要归罪于政府，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政府的许可，人民不能吃一口粮，在英国和在别处也都如此，不管经济学家们高兴不高兴都是如此。政府完全把我们束缚住了。当一个民族受到一个坏政府折磨而又没有意志和力量去更换这个政府的时候，它就痛苦万状，一步步走入坟墓。因此政府问题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要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上根除这条真理，还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物质福利与国家的权限无关，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有害的了。这就是放任自由、自行其是的政治经济学所鼓吹的合作社力图做到的一切，合作社似乎愿意人们自由活动，自行其是，但是人们既不能自由活动，也不能自行其是。合作社试图使无产者相信手脚捆绑起来还很容易走路。欺骗是不能持久的。无产者会发现蒙着眼睛、捆着手足是不可能走路的。
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唯有为了维护劳动权利和抗拒资本的相互保险合作社团是对工人有用的。一切建立生产组织的企图都会是错误的步骤，不合时宜的作法。这样一种组织只有有了自由和知识后才有可能成功。
此刻，劳动人民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团结力量以确保反对资本的专横统治，然后为了取得：
1．出版的完全自由，不受捐税的妨碍和苛刻的约束；集会和结社自由；宣传自由。
2．每年拨款五亿法郎用于国民教育。
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要问题。教育不能再象今天那样是愚弄人民，消灭文明的东西。教育不仅仅应该是免费的和义务的，而且还应该是完整的。只会认字、写字或什么都不知道，这几乎完全是一回事。一件不能使用的工具有什么用呢？必须使全体法国人毫无例外地学习法语、算术、宇宙学基础、初级几何、地理、历史、绘画、地质学、物理和化学的基本概念。应该到处组织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学习农业、工业、商业。
绝对禁止教会把手插进学校。
五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将毫无困难地获得所有这些知识，如果我们愿意尽可能多地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成年人的话，那么，三年之后，生产的巨大发展就补偿了教育费用。如果人们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再加上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那么不到十年，剥削就会消失，人民就会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那时，人们才可以开始谈“自治”。现在，“自治”只是一种讽刺。任何地方都没有自治，甚至连美国也谈不到自治，因为美国的群众教育是非常低级的，还不能适应自治这样高度的文明。
如果无产者坚持要枉费心机地走进这个毫无前途的“合作”泥坑里，他们身上的枷锁不但不会粉碎反而会束缚得更紧。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会使他们不去注意改革政府，那对他们都是非常不利的，这些改革中最首要的就是发展教育，他们不知道教育就是面包和自由，无知就是奴役和贫困。如果今天年满二十岁的那些人在1857年就已经开始受到全面的教育，那他们现在就不会以雇佣者的卑贱身份生活在地主的领地上，而是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平等工作。教育对人民要比五十个加利福尼亚州更有价值。
唉！教育在我们这个贫乏的国度里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人民还没感到教育的重要，因此，他们对教育漠不关心，还没有想到大声疾呼要受教育。致命的盲目啊！是的，教育不断地丧失阵地，教权主义却一天又一天、一步步象鼹鼠一样不倦地占领地盘。教会学校慢慢在非教会学校的废墟上发展起来了。以前，教权主义学校约占学校总数的四分之一，很快就占了三分之一，而后占了总数的一半；教权主义的进展还在继续加速并疯狂地占领阵地，每年都在完全无所谓的环境中扩大地盘。有钱的人都为它服务，疯狂地促使它发展。当教权主义完成了侵占工作的时候，当教育全部掌握在教权主义手中的时候，黑暗就会笼罩法国，劳动者就会看到黑暗将给法国带来什么，更确切地说，劳动者将看不见黑暗会带来什么，因为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合作被用来帮助敌人，开始摧毁革命，用借贷来代替革命的旗帜。自从1789年以来，只有理想才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得救的道路。无产者全部的胜利都得归功于理想。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既包括了物质生活又包括了精神进步。这个口号既给人民福利同时也给人民尊严。但愿人民不要抛弃理想，而投身于投机之中。投机是不公正和剥削者的呼声，不是无产者的呼声。无产者只会在投机中灭亡。
（1867年8月）
（十一）罢工与合作
罢工的意义人人都能懂；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反抗压迫。所以大家都参加罢工。
合作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信贷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它很复杂，它能吸引知识分子，却会吓坏简单无知的人。合作很难找到十个参加者，而罢工却能找到一万个。
罢工有普遍意义，合作只是少数人的事。团结广大群众的旗帜难道不比只团结几个人的旗帜更好吗？
罢工虽然有许多不便利，却是人人能参加的自然方法。合作仅仅是富有知识的人才能采用的方法，别的人对这种方法不是怀疑，就是漠不关心，甚至一无所知。所以罢工是人民对资本斗争唯一真正的武器。
人民群众应该暂时以罢工为防御资本压迫的手段，同时，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政治改革，只有在政治改革后才能进行社会改革，才能根据公平的原则分配产品。
（1867年10月）
（十二）原始共产主义
……人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很久，比人们长时期以来所想象的，甚至可能比人们现在所猜想的还更长久。
毫无疑问，人的原始生活是十分野蛮的。他们是单独生活还是群居生活的呢？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是在共有的形式之下，还是在交换的形式之下，开始发生的呢？这是一个谜。对原始人类社会状况的一切设想都不过是虚构的。
根据澳洲土人的风俗和行为类推，可以得到这些古老时代风俗习惯的一些线索。根据澳洲土人极端野蛮的行为来判断，他们似乎是最近才加入人类大家庭的。
然而，把澳洲土人和猿人相提并论，甚至放在猿人之下，这未免过分夸大，乃至到了荒唐的地步。猿人没有语言，更没有“飞去来”这样有名的武器，这种武器一直使欧洲人感到惊奇不止。猿人更不会操纵为数众多的独木船队。
澳洲土人拥有这一切，可能还有其他进步标志，只是白人瞧不起他们，观察肤浅，从而视而不见。因为这些观察家都是一些旅行家，他们非常讨厌穷人身上的肮脏和臭味，他们所关心的是为游手好闲者的娱乐描绘一幅美丽的图画，而不是进行对科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