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起义失败了。首先，我们没有拿到枪支；其次，大家看到没有人参加我们的队伍。没有人民，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小小的核心队伍就会遭到夏斯波枪的袭击，而我们的左轮手枪则无法对付。因此我们必须马上散开。现在路上可以自由通行，没有任何人会阻碍我们撤退。收藏起你们的武器，穿过邻近的街道分散开吧！”
大家都赞成这个建议。夺来的三支枪被扔掉了；左轮手枪藏进了衣服里面，散开工作毫无阻碍地完成了。
我们没有留下尸体、俘虏和受重伤的人。
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周围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完全应该说，这一队果敢的人把恐怖散播得很远。从通向林荫大道的小路口上，可以看到几百公尺外站满了大群的人，他们不敢走近我们。还可以看到警察也同我们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
……逮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武装的队伍离开之后，一些好奇的人就聚在营房门口，按照巴黎人的习惯互相探询打听。突然，警察局的警察和密探一拥而来，他们对这群看热闹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和逮捕。
……警察逮捕的人里面也许只有两三个人是因为粗心大意而被人告发的。
尼德斯和布里多（Brideau）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落入了波拿巴政权手中。一个并不是专门做密探的莱勒（Leleu），瞥见厄德斯外套里隐藏着的左轮手枪，他便跟着他们两人，最后叫警察把他们逮捕了。
警察把八十个不幸的人关进了监狱，听候军事法庭不公正的判决。见证人对每一个带到他们面前的被告都作了伪证。要不是9月4日的革命结束了这出悲剧，真不知道这些嗜杀成性的魔鬼要把无辜者迫害到什么地步。
……所有那些在报刊上和讲坛上把拉维莱特起义者说成是“普鲁士奸细”的人，毫不例外地在故意撒谎，因为他们确知事实恰恰相反，而其中某些人从可靠方面获得消息，非常清楚地了解这次运动的领袖们是谁。……不。巴雷勒①，不是普鲁士，而是公民格朗吉，他为了购买武器，献出了他的全部财产一万八千法郎，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生丁。
①巴雪勒（Basile），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理发师》中的卑鄙造谣的角色。——译者
献出自己微薄的财产，使自己沦于赤贫，来换取“作为叛徒遭到枪决”的幸福命运，这无疑是个傻瓜。但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这样大公无私的傻瓜，而尽可能少一些对他们进行诽谤的利欲熏心之徒。
时间和事实对这些无耻行径作出了公正的裁判。尼德斯被选为安土昂郊区国民自卫军的营长，公民们选他的唯一理由是他参加过拉维莱特事件。在蒙马尔特区，布朗基也在欢呼声中当选了同样的职务。
巴黎知道，这些人曾想在8月14日完成要到9月4日才能完成的事业。他们当然错了，因为那时时机尚未成熟；必须善于判断时机，特别是在这样一些可怕的问题上，任何错误的判断，错误的估计，都会带来严重的责任。“我认为”这三个字是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依据的。
自作主张使有关全国自由的事业走错一步棋，这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往往是不可挽回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幸而这次错误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偶然事件，它很快地就消失在革命的暴风雨之中。
……人们有理由指责拉维莱特的起义迟了八天。正因为8月7日，星期日，雷舍芬惨败的第二天，惨败的消息震动了巴黎，那时就应当起来推翻帝国。
8月14日是太晚了，或者是太早了。唯一可以回答的是起义领袖远在布鲁塞尔，突然得到阿尔萨斯的震动人心的消息，他那时没有护照，不得不在8月11日晚上步行偷越国境。这种辩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一个人从事严肃的政治的时候，不应当让自己措手不及。
但他们到底没有出卖给普鲁士，因为他们是不由自主地迟到，错过了时机，然而，这种无情的谴责，这种对那些把行动看得重于言语的人的无耻诽谤，却是我们时代的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十分可悲的衰落象征。
……拉维莱特事件的主要突击手是布朗基、厄德斯、格朗吉、卡利亚（Garia）、前议员比尔斯（Pilhes）和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弗洛特（Flotte）。特里东（Tridon）因病没有参加。
把这些人说成是一伙普鲁士人，真是咄咄怪事！
（二）反动派（1870年9月19日）
9月4日，共和党人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一致行动，宣布放弃一切不同意见，全力协助临时政府。
这个协助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同心协力保卫祖国，抗御外国侵略者。
谁也没有放弃使用自己的理智和眼睛。“有没有努力保卫祖国？”这个问题始终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翻腾。
每过一天，回答的是令人忧伤的：“没有！”
有人徒然想把独立和自由的事业分割开来，在法国，独立和自由是二位一体的。
帝国出卖了祖国，并且被推翻了，因为它试图用一只手对外作战，用另一只手对内镇压。它的左手使它的右手瘫痪了。它断送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的国家陷入了深渊。
可惜啊！这一教训并未被吸取。
随着一瞬间的振奋和某些表面上的合作之后，可悲的对抗又重新出现。对抗正在日益发展，威胁更大。八月的局势①又已重现。临时政府只是模仿帝国的无力的政府而已。
①指1870年8月14日布朗基领导的拉维莱特林荫大道的起义行动。其目的是要在法国重建共和国。可是，这次行动由于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时机还不成熟而遭到失败。布朗基认为，在帝国崩溃之后，形势又一次要求进行反对“国防”政府的斗争。
临时政府害怕革命甚于害怕普鲁士，对巴黎的戒备先于对威廉的戒备。它对人民充满了猜疑和敌意。
这次分裂的罪人是谁呢？谁首先破坏了同盟条件的呢？它是在保卫祖国的基础上缔结的同盟。新政权难道不是这个纲领的第一个产儿吗？然而，新政权却一分钟也没有实现过这个纲领。
在9月4日以后，帝国的利益和普鲁士的利益必然很快就交织在一起。威廉和波拿巴成了同盟者。说得更正确些，今天，不管是那一种君主政府都和共和国的侵略者结成联盟，而这个共和国就是法兰西。
如果屈辱的媾和带来的是割地赔款，那么，除敌人之外，还有谁是共同的受益者呢？是君主。只有一个君主政府受益，而整个法兰西将任人宰割掠夺。
如果说把所有君主主义者都看成是积极参加侵略的帮凶有什么不公平的话，人们也并不因此就应该以同样的宽恕来对待帝国的一切官员，他们是一切腐朽政权下营求官职的乞丐。
他们从一开始，就极端仇恨共和国。他们公开投奔敌人，他们是敌人的开路先锋，为敌人招兵买马。何必去谈他们的丰功伟绩呢。报刊上已经登满了他们的卖国丑闻了。
要求罢免这一群卖国贼，难道就违反了同盟协议吗？
维持他们的权力，岂不是使自己同他们的罪恶勾当同流合污吗？
自从9月4日以来，共和党人就请求政府撤换那些原有的市长和初级法院法官，因为这些人过去是为暴政效力的工具，今天是阴谋和颠覆活动的制造者。
可是政府依然装聋作哑。
巴黎一再要求解散给人们留下血腥回忆的旧警察组织。政府却置若罔闻。
警察总监却富有讽刺意味地把巴黎市警卫队改名为共和国警卫队，把凶恶的警察改名为“保安警察”。从今以后，政权完全依赖这批人人憎恶的打手。
面对着麻木不仁、一成不变的方针，一切埋怨、责备、要求和哀告都不起作用。政府的回答只是讥讽地号召人们平静和服从。它厚颜无耻地利用爱国者的忠诚和沉痛。
“联合”这个字眼几乎已经成了一切反对自由的敌人的战斗武器。我们要知道，协作对共和党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向反革命屈服。他们所要的联合是为了拯救共和国，而不是为了摧毁共和国。
（三）1792年——1870年（1870年10月30日）
1792年到1870年，前后相距只有八十年！相当于一个长寿人的一生。可是，从1792年这个摇篮到1870年这个坟墓，却相当于普通年月的十个世纪。这两个年代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精神的世代相承已经不再存在。人们只继承了先人的血统，而没有继承他们的良心和气概。传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在这个时期的两端有两面旗帜：1792年的旗帜是意气奋发；1870年的旗帜是投机观望。
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叹息：我们1792年的先人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发达的科学。可是他们都是英勇的。他们拯救了祖国，粉碎了君主同盟。而我们拥有我们前人所没有的人力和财力，难道我们就要受到全欧洲的轻蔑微笑，沦亡在普鲁士的铁蹄之下吗？
于是这个呼声显得更加绝望：“92年！我们要做92年的人，否则法国就要灭亡。”可是紧接着又有这种奇怪的叠唱：“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国防’政府的周围吧。”
我们92年的先人团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这个政府既镇压了内部敌人——君主专制，又把剑头指向内部敌人的同谋者——外国侵略者。
而你们，你们却要团结在反革命政权的周围，这个政权放逐了共和党人，是保皇党人的侍臣，侵略者卑鄙的奴才。
最坚强的人士这样冒险地说：“应该推动政府前进，使它不再软弱无能，疲疲塌塌，但是总得要维持它。”
哦！你们因为旅行需要行李，就把政府看作是随身携带的包袱了吧？
可是！这件行李却在规定旅程和控制旅客呵。
人民是政府要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死都被政府所操纵。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奇怪的是，波拿巴统治了二十年之后，人民却很快就把这一点忘记了。
92年的共和国无情地清除了君主政府的帮凶，它的文武领导集团和它的法律、风俗、宗教、思想意识甚至它的服装。共和国在土崩瓦解的帝国废墟上站了起来，把愤怒的法国投入了战斗。并且，要是外部的普鲁士人向法国的国土多迈进一步的话，它在对国内的普鲁士人进行一次11月2日①的镇压时决不畏缩。
①大概日期有错误。这里指的应该是1792年9月事件。当时在凡尔登失守和旺代叛乱消息的影响下，许多人民的敌人，经过人民的非常审判，都被判处了死刑。
1870年的共和国却把共和党人看成是唯一的敌人，它屈服于贵族和教士。它还要向那些曾经掠夺、盗窃、扼杀国家的罪大恶极的百万富翁的寡妇偿付二万法郎的年金。它把儿童交给耶稣会教士，把公民交给军国主义。它为过去牺牲未来，为反动分子牺牲民主党人；它使我们的双手陷于瘫痪，只用有名无实的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