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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人的态度背后，有着巨大的历史连续性，即使在自己的文明圈中，象澳大利亚丛林部落一样，有着遗传上、文化上的相互联系，也要在他们当中把人分成上帝的选民和危险的异己分子团体。俾格米人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轻易清除这种基本的人类特质，但至少，我们能学会认识它的历史和它的多源表现。
其中一种表现通常现为根本的表现，一种与其说是由普遍的地方主义不如说是由宗教感情所刺激而出的表现，只要宗教仍为西方文明中一个活的问题，西方文明就会广泛采用那种态度。任何封闭式团体与局外民族间的区别，在宗教方面就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的分野。数千年来，这两类人之间就没有共同的结合点。在一个团体中拥有的习俗制度或观念，在另一团体就不能生效。根据属此属彼而通常差别甚微的宗教，人们更多地以对立的概念去看待各种习俗制度：一方面，它是神的真理与虔诚教徒的问题，天启与上帝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无稽之谈，该入地狱，恶魔的事情。平等看待对立团体的态度可能没有问题，因而，从客观的研究资料理解这一重要的人类特质即宗教的本质，也不应存在困难。
当我们阅读有关标准宗教态度方面的描述时，我们会感到一种合理的优越感。我们至少已抛弃了那个特定的谬误，而接受了比较宗教的研究。但考虑到我们文明中具有的例如以种族歧视形式出现的类似态度，我们对这个问题略表怀疑还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宗教问题方面的成熟是由于我们已长大，不再具有天真的孩子气，还是由于宗教不再是进行重要的现代战争的生活领域。在我们文明的现实生活问题中，我们似乎远远未达到我们在宗教领域所取得的那种巨大的超然。
还有一种情形推迟了严肃的民俗研究的步伐，并往往使它成为一种不用费功夫的学问，而且比起我们刚提及的那些问题，这是一种更难克服的困难。风俗不必使社会理论家非关注不可，因为它是他们思考的重要原素：它是透镜，没它，他们将变成睁眼瞎子，准确地讲，它是基础，存在于有意识注意的领域之外。对于这种盲目性，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当一个学者为研究国际信贷，研究学习方法，或研究作为精神病原动力的自我迷恋症而收集起大量资料时，正是通过并在这些资料中，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才着手工作的。他也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其他社会安排中，所有因素都可能被予以了不同的安排。也就是说，他不考虑文化的条件作用。他将自己正在研究的特质看成已知的和不可避免的外在表现，而且他还把这些现象视为是绝对的现象，因为它们是他必须加以考虑的所有材料。他把本世纪30年代的狭隘态度与人类本性同一化，并把对它们的描述与经济学或心理学等而视之。
实际上，这一点常常并不重要。我们的孩子必须按照我们的教育传统接受教育，从而对学校的学习方法的研究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对其他经济制度的讨论常常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说明。无论怎样，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所设定的我们各自的框架之中。
的确，我们可以对各种文化进行很好的讨论，只要它们仍然存在；这一事实给我们的冷漠增添色彩。只是因历史材料的局限，阻碍了我们从各种文化的继承中适时选取各种例证。我们无法逃避文化继承性，而且当我们回顾哪怕是一代人对，我们就能意识到已发生了修正的程度，有时在我们最为熟悉的行为中也会发生变化。就这些修正往往具有盲目性而言，我们只能在追溯中去描绘各种情形的结局。往往在形势所迫，万不得已之际，我们才会正视熟稔事物中的文化改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采取更明智更具指导性的态度。这种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我们对文化习俗误解的结果，特别是对偶然属于我们民族和时代的那些习俗的洋洋自得所致。对其他习俗只要有一星半点的了解，并意识到它们可能的多样性，都将大大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
对不同文化的研究对当今的思想、行为还具有另一种重要的影响。现代生活已将许多文明置于紧密的联系之中，目前，对这种情形的最强烈的反应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利眼。从未有这样一个时代：文明更需要真正具有文化意识的人，能够客观地、毫不畏惧地、公正地理解其他民族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行为方式的人。
蔑视外族人不是解决我们目前各种族、各民族相互交往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它更不是一种具有科学基础的方法。盎格鲁 —— 撒克逊人传统的偏狭只是一种地方的，暂时的文化特质。甚至与之几乎同一血缘和文化的西班牙人就没有这种特质，而且在西班牙人聚居的国家，其种族偏见与英、美统辖国家中的种族偏见截然不同。在美国，种族偏见显然不是反对生物学上相距遥远的各个种族血缘混杂的那种偏狭，因为有时在波士顿高涨起来的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或在新英格兰磨坊小镇反对意大利人的激情，和在加利福尼亚反对东方人的激情一样。这是团体内外的古老区别，并且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这种原始的传统，那会与野蛮部落相比，我们的理由就要少得多。我们四处游玩，为自己的诡辩而沾沾自喜。但我们却不能理解文化习惯的相对性，而且也不能在同具有不同标准的民族进行交往中获得巨大益处与欢乐，再者，我们在与他们交往中，也是不值得信任的。
现代西方文明亟待需要的是认识种族偏见的文化基础。如今，我们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我们对我们同血缘兄弟爱尔兰人也持有种族偏见，挪威和瑞典互为仇敌，就好象他们不是同一血缘的弟兄。在法国、德国对峙的一次战争中，所谓的种族界限被认为是划分巴登和阿尔萨斯人的界线，尽管在体质上，他们都同属于阿尔卑斯山地居民的一个亚种。只有到了人能自由自在并实行人类共同体最合意成分的血统混合婚的那一天，我们才会毫无羞愧地宣讲纯粹种族的福音。
对此，人类学作出了两种回答。第一是有关文化本质的，其次是就造传特性的。第一个回答将我们带回到前人类类会。大自然在一些社会中通过生物机制使得最细微的行为范型永存于世，但它们不是人类社会，而是社会性昆虫的世界。蚂蚁王后，向一个单独的巢穴移居后，将会再生出具有同样性行为特质的后代，即这个巢穴的每一小分支。当她处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绪中时，这种社会性昆虫就代表着造物。她使整个社会结构的模式都从属于蚂蚁的本能行为。一只蚂蚁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不至于导致蚂蚁团体的社会等级或生存模式的丧失；如果蚂蚁不能再生产出有同样触角形式和腹腔结构的后代，倒是更可能出现上述情形。
勿论好坏，人类的答案却在相反的一极，无论是人类部落的社会组织、语言、还是地方宗教，都不会遗传在生殖细胞中。在另一些世纪中，欧洲曾偶尔发现过一些遭到遗弃的孩子，他们自己生活在远离人类的丛山密林，他们极似林耐所划分的一个特殊人种：愚人（Homo
ferus），并假定他们是一种人类鲜见的侏儒。他简直不能想象这些半愚的动物会是人所生，这些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毫不关心的动物，与动物园某种野生动物一样，有节奏地前后摇摆、发音和听觉器官也不可能被训练好以用于说话和收听；他们身着破烂却能抵御严寒；而且还能毫无痛苦地从沸水中抓出土豆。不容怀疑，他们当然是婴幼时被弃的孩子，他们所缺的就是与其同类的交往。只有通过这种变往，人的官能才能得以磨砺，变得正常。
在我们富有人情的文明中，不会出现野孩。但只有将一个婴幼儿置于另一种族和另一文化之中，这一点才会具有意义。一个为西方家庭收养的东方孩子，就会学习英语、对养父母会表现出那种在与他一起游戏的孩于们中流行的态度，长大成人后也会从事他们选择的同样职业。他吸收了收养他的团体的整套文化特质，而生身父母团体的那套文化特质就失去了作用。当整个民族用几代人的时间抛弃传统文化，面采纳另一相异风俗时，同样的进程就会大规模发生。北方城市的美国黑人文化几乎在每一细节上，都已与同城的白人文化十分接近，几年前，人们对哈莱姆人进行文化调查时，这种黑人的显著特质之一是：他们时兴对次日证券交易额后三位相联数字打赌，与同样偏爱于亲自在股票交易中下赌注的白人相比，至少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小，然而却不乏不确定性和激动人心，这是对白人模式的一种变异，尽管难有较大的背离。多数哈莱姆文化特质与白人团体中流行的文化形态仍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自人类历史开端以来，在整个世界上都可以看到各民族有能力吸收另一血缘民族的文化。人的生物结构对此并未造成更大的困难。人在生物结构上的细部差别不会把人从属于某种特殊的行为变异之下。例如，人类在不同文化中已制定出的有关婚配，交易等社会解决办法的巨大多样性，在各自创造性才能的基础上，都同等可能。文化并不是一种生物遗传复合体。
在大自然保护圈中失去的，却在较大的可塑性的优势中得到补偿。人这种动物和熊不同，熊为使自己适应北极环境，数代后就长出一种北极熊皮毛。人自己学着缝制衣服，建造雪房。从我们能掌握的前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智慧史中，我们看到，这种可塑性是人类进步的开始和这种进步得以保持的土壤，在猛犸时代，出现了一种又一种无塑性动物种类，有的弄巧成拙，有的则消亡殆尽，它们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它为应付环境而形成的生物特质的发展。食肉动物，以及最后的高级类人猿渐渐地不再只依赖生物上的适应性，转而依赖日益发展的可塑性，这样智慧发展的基础才逐步地建立起来。或许，正如人们常常会联想到的，由于这种智慧的高度发展，人类将会毁灭自己。但是从没有人提出过能使我们回到那种社会性昆虫的生物机制时代去的任何手段，我们别无他择。勿论优劣，人类文化的继承，决非生物遗传使然。
现代政治的推论是，有关我们把我们的精神和文化成就归于任何经过选择的遗传特质的论点，是不具任何基础的。在西方文明中，领导才能已经成功地在不同时期传给了闪米特、含米特族，传到了地中海地区的白人亚群、后来还传给了北欧的日耳曼民族。文明的文化连续性无可怀疑，无论当时谁是其传袭者。我们必须接受人类遗传特性所提供的一切结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生物遗传行为的影响范围很小，而传统继承的文化进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