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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鲁晓夫到“老人政治”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经过了5年的权力斗争之后，他又相继取得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务，终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理论，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内外工作的基本思路。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世界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不同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应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过渡的唯一途径。可以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对美关系问题上，赫鲁晓夫调整了斯大林时期与美展开全面对抗的战略，主张在核威慑条件下与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以对话取代对抗，谋求苏美联手共同主宰世界。二十大之后不久，他还在全国掀起了公开批判斯大林和进行大规模平反昭雪的工作。据统计，1956年~1957年间，有700~800万人被平反释放，500万~600万死者得到昭雪。一时间，社会政治呈现出清新活跃的气氛。
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联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从1953年开始，苏联政府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副业生产和大规模开垦荒地等一系列措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53年~1958年间，农业产量平均增长率达6？8％，农民年收入从平均每户1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1950年~1960年，在农业人口减少了1100万的情况下，农业产量仍明显增加。在工业方面，尽管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并不成功，但苏联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从1951年~1965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0？7％，钢铁、煤炭和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产量都逐年增加。军事科技水平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1953年，苏联在美国之后不到一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57年，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同年，苏联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1961年，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也成功上天。
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彻底摆脱思想上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在国内，对斯大林的批判有过激过火之处，方法步骤也有失周详，造成了国内政治、思想的长期混乱。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领导人权力过度集中、个人崇拜严重、浮夸风盛行的问题再度滋生。在对外关系上，由于缺乏灵活应对外交突发事件的能力，导致美苏关系因古巴导弹危机一度濒临战争边缘，苏联的国际威望也因此遭受损害；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也削弱了苏联的领导地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1971年9月11日，78岁的赫鲁晓夫与世长辞。到他墓前悼念的人们都能看到一块半黑半白的大理石墓碑，似乎暗示了逝者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一生。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实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更换，由勃列日涅夫接替下台的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开始了为期18年的执政生涯。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宣布党中央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再由一人同时兼任，全国各级党组织要遵守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的原则。经过选举，柯西金当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阶段的苏联领导体制被形象地称为“三驾马车制”。它在7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新的领导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赫鲁晓夫时代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肯定斯大林功绩的同时引导社会对他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通过政治上开展的“纠偏”行动，部分地缓和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使新的领导集团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推行必要的改革。从1965年开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实施了“新经济体制”改革。这项改革适度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价格、利润、资金、信贷等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此后，又相继采取改进工业组织结构和管理等措施使改革进一步完善。由于改革实行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管理原则，适应了客观需要，又是经过局部试验再逐步推广到全国，因此改革初期成效显著。
新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持续了10余年，“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在改革过程中，苏联顺利完成了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5年）。其间，苏联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3％，全国工业总产值从2294亿卢布上升到5112亿卢布，农业生产总值也从883亿卢布上升到1128亿卢布。经济的发展使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据美国国务院计算，苏联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3％，1975年上升到53％。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70年代中期是苏联历史上经济增长水平和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苏联依然保持着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成为与美国实力接近的超级大国。
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却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国民经济，而是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了国防建设和在全球的战略扩张，加紧了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和争霸斗争。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国防经济问题在一切工作中占第一位。”因此，苏联不断增加军事投入，全面提升常规军事力量和核能力，造成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这一时期，苏联陆军的坦克数量远远高于美国，海军也于1970年在全球三大洋、七大海域举行了第一次“全球海军大演习”，充分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在核武器方面，苏联更是进步神速。据美国估计，1964年美苏两国的洲际导弹数量之比大致为4∶1；到70年代中期时，苏联的战略核导弹数量已与美国大体持平。各种情况都表明，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已经达到了同美国势均力敌的水平。
趁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收缩的时机，苏联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到处推行强硬外交和霸权主义政策，与美国展开全面对抗。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了布拉格事件；1969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制造珍宝岛事件；1979年悍然出兵阿富汗；70年代末又在越南金兰湾租建海外军事基地，把对外干涉的触角进一步向前伸展。据伦敦战略研究所估算，1970年苏联的国防开支为539亿美元，1979年已上涨到148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远远高于同时期美国6％和联邦德国4％的水平。如此庞大的国防开支，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正常发展。与此同时，国内保守思想再次否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也越发僵化。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十五”期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0％，“十一五”期间更降低到0？6％。苏联经济陷入了“停滞”时期。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政坛出现了“老人政治”的局面，党政重要领导人的年龄都在70岁以上。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安德罗波夫当时已经68岁，并且体弱多病。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以“社会主义起点论”取代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漫长发展阶段的起点。他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积累的各种弊端和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通过改革扭转苏联社会停滞不前的状况。无奈安德罗波夫身患重病，执政不满15个月就因病逝世。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由时年73岁的契尔年科接替总书记一职。但他也体弱多病，在任13个月基本都是在医院度过的。1985年3月10日，这位老人也匆匆离世。就这样，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克里姆林宫便先后安葬了3位最高领导人。
老人政治期间，由于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机制严重削弱，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种腐败现象频生，使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特权阶层”，败坏了党的形象，造成民怨极大，也使得社会风气不断下滑。许多社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逐渐聚集成制约社会发展的阻力，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致使党的威信和凝聚力进一步下降。经济的停滞、社会风气的下滑和党的地位的降低，使人民普遍失去了参与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前途也漠不关心。这些都给苏联未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历史在“改革与新思维”中转折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立刻展示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强调要在当时条件下恢复新制度的列宁主义面貌，清除它的积垢和变形，摆脱一切制约社会前进和妨碍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东西。他大刀阔斧地更换政府领导班子，批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现象，确定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目标，提出经济改革的新计划，把粗放经济向集约化转变。在同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即著名的“加速战略”。随后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这一战略加以确认，并提出了实现“加速战略”的两个基本途径：加速科技进步和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经济体制。1987年苏共中央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苏联改革的起源、实质、内容和前景，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问题进行公开批评和纠正。此时他还不知道，多年以后当人们再度谈论苏联解体的历史时，都会提到这本书，并把它看作苏联命运转折的标志。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步伐过快，政策波动过大，使得在打破原有体制的同时，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有效的体制，因而导致经济改革严重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仓促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试图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的进行。结果造成了社会政治极端混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国内形势恶化，经济滑坡，通货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