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起义，前述的《万国公报》亦曾由主编林乐知（YoungJohn Allen）撰文咒骂说：“汉口始发难，惠州即相继揭竿，余不暇责其命题之支离，而不得不责其作法之乖戾，尤憾其富于才而贫于智，明于事而用于理，遂致死伤枕藉，仍不免陷于斯世之罪人也。”〔3〕可见，在美国当时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眼里，孙中山就已是“斯世之罪人”了。
尽管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两次发表了“门户开放”宣言，但实际上维持一个受不平等条约约束的中国的存在，对美国政府还是有利。从美国国家利益言，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一个与自己有着这种“条约”关系的国家为敌的反对势力。因此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无疑不会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1911年夏保路运动兴起后，9月美国驻华代办卫理（E。T。Williams）向国务院报告了保路运动引起的动乱。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F。M。HuntintonWilson）当即指示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Joseph B。Murdocd）“派遣舰队为当地的美国人提供最大的安全”〔4〕。辛亥武昌起义前后（5月21日，10月18日），孙中山两次赴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C。Knox），每次均被拒绝。当时列强对起义未及时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标榜“严守中立”，实际则采取选择代理人伺机收拾时局平息革命的方针。时任美国银行团代表与清政府接洽借款事宜的司戴德（WillardD。 Straight）在1911年12月的一封信中用惋惜清亡、蔑视造反的口吻写道：“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终正寝。”“过去那帮人已经够糟的了，但造反者不知比他们坏多少；如果要我在最反动的满清人与伍廷芳这样的蠢驴之间作出选择，那我每一回都会选择满清。”美国金融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10月就抱怨道，辛亥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了货币改革，干扰了贸易，威胁着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5〕。这正是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他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但遭到冷遇。美国公使仍然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而吹嘘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孙中山还通过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FrederickMc Cormick）和美驻华使馆参赞丁家立（Charles D。Tenney）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丁家立带给孙中山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6〕对新成立的革命政权，在美国官方眼里完全是不值一顾的。
在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漠视甚至敌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同时，美国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热情的支持。当武昌起义后第三天，就有美国新闻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革命军在武昌宣布成立共和制政府》等文，报道了武昌起义和建立共和政权的过程。其中援引发自上海的电报说：“武昌已宣布成立共和政权。一支强大的革命军武装力量已从汉口开拔，准备与来自北方的清国皇家部队作战。”文章还盛赞“起义军组织严明，供给良好，外国人受到保护”等〔7〕。《圣路易斯邮报》并指出，美国公众大多数人都希望辛亥革命可为“整个亚洲的复苏指明道路”〔8〕。在上海，还有美国的传教士，在1911年11月的《教务杂志》上写道：“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显现。”两个月后这家杂志又有人写道：“与过去腐败的陈旧制度的决裂预示着新生活的到来及其力量，这种新生活注定要使这个国家兴起，并改造这个国家，从而有一天把它置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行列。”〔9〕至于从行动上支持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美国人士还是大有人在。支持者的言论反映了他们的观察和认识。1904年孙中山在致公党顾问黄三德陪同下访问了麦克威廉士（C。E。MacWilliams），两人商讨了写文章向美国国民开展宣传及宣传品的印刷等问题，随后与王宠惠合作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8月他们把文章寄给麦克威廉士请仔细校订一次，“并以更正确的英文改写一下”。
威廉士是最早读到这篇文章并深刻了解其内容的美国人。从威廉士资助印刷孙中山的这一对外宣言，我们可从中看到威廉士热心支持孙中山言论和行动的坚定立场。其后孙中山在上海写成《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孙亦曾将此文寄给威廉士，并获得他的支持。威廉士可说是始终赞同、支持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开展国际宣传活动。另外两位则是协助孙中山制订军事战略和筹款计划——长堤计划的荷马·李和布思（HomerLea 1786～1912；Charles Booth 1851～1913）。孙与他俩特别是在与荷马·李的交往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尽管美国垄断财团受政府不支持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冒险支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此筹款计划没有成功，但两位同情中国革命的精神和行动却是十分可敬佩的。荷马·李曾追随回国的孙中山来华，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高等军事顾问等职，为年轻的共和民国努力工作。他与孙一起为《民立报》题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孙用中文题曰：“戮力同心”，后荷用英文题曰：“United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 The motto of my ancestral state”（吾祖邦有言，合则立，分则坠）。孙亦用英文题曰：“Unityis our watch word”（合之一字最足为吾人警惕）〔10〕。荷对诽谤他支持中国革命的言论予以驳斥：“我来中国参加中国革命是我个人的行动，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我是一个世界正义的拥护者，当墨西哥革命时，我也参加策划。美国军官之参加墨西哥革命的人为数甚多，美国政府从未加干涉。我今次来华参加革命，岂有可以干涉之理。”〔11〕他在高等顾问任内的一次欢迎会上说，“你们的共和国和我们一样，只有靠利剑才能保有她的美丽和自由”，你们只有时刻在心中升起“战斗精神”才能战胜共和国的敌人〔12〕。荷马·李深切同情并多方支持孙中山为创立共和民国和捍卫民主制度的活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经过考察，认识到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位深刻了解中国革命和孙中山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宣传活动的美国友人戴德律（JamesDeitrick 1864～1932）。孙中山与他1911年11月在伦敦相识。当孙当选为大总统时，他曾连续写信祝贺，以表达对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所努力得到的成就的祝贺〔13〕。辛亥革命前后，《纽约时报》及英国的某些报纸公然支持清廷派驻欧美记者散布大量中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谣言，他在伦敦和华盛顿组织了一个新闻社，聘请著名记者撰写反映事实真相的新闻稿并予以刊行，结果“所有的报纸停止了谣传”，并开始刊发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时评和社论。戴德律以自己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活动，表明他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有深刻的认识，并把自己的见解向世界人民进行广泛的宣传。
综上所述，美国官方或者敌视孙中山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或在清朝瓦解后率先承认袁世凯窃踞民国总统地位使之成为自己的代理人，或倡议“门户开放”以便与列强争夺在华权益，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而美国公众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始终如一，有的直接协助孙中山宣传工作甚至来华参与临时政府工作，充分表达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二、民国时期美国学者对孙中山和辛 亥革命史的研究民国时期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开始发端并有早期成果。1941年《远东季刊》发刊，1948年进一步发展成立了远东学会，对远东特别是近代中国的研究才日益重视。美国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观点，大体是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观点相对应的。所有出版物实际上是以回忆、访问为主。此时可谓之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萌生阶段”。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美国出版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著作有：（一）麦考密克（FredrickMc Cormick）撰写的《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纽约，1913年）。作者当时系美国报纸和通讯社驻北京记者。书中记述了列强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写到孙中山领导的临时国民政府的严重的财政紧迫情况，还收入他与孙中山谈话的内容。在谈话中孙中山要求美国承认并支持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作者说：“假如中国能表现出治理自己的能力，以它内部分歧的解决来保障外国人的利益，外国的承认是无问题的。”〔14〕（二）保罗·迈伦·林百克（PaulMyron Linebarger）所撰的孙中山传记《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纽约，1925年）。作者是1906年就认识孙中山的美国评论家。这本书“几乎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十足的美国人，笃信上帝的基督徒，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挚友，而对孙中山的任何反帝思想的观点却只字不提”〔15〕。
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违背了他的遗训，走上了对内为封建买办服务、对外屈从帝国主义的道路。美国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述就大致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迎合南京政府歪曲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倾向；一种则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歪曲孙中山思想的倾向。关于这一阶段美国论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作，可举以下几种：（一）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儿子李约翰（JohnLea）著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加州出版社，1943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几年的国内外事态和英、法、德、美、俄、日六国之间为本身利益，为攫取借款、投资利益和政治权力展开的勾心斗角的斗争，以及当时形势发展的前因后果作了比较详尽的陈述。由于李佳白反对革命更不赞成共和政体，作者同样流露出与他父亲相同的观点。（二）沙尔曼（LyonSharman）的《孙中山评传：他的生平及意义》（纽约，1934年；1967年重印，LymanP。Van Slyke作序）。该书根据大量有关孙中山生平及其活动的英文资料写成，力求还孙中山以本来面目。作者赞扬孙中山是“中国奋起反抗外来侵略，挣脱苦难的光辉象征”（该书第31页），但也指出孙中山生涯中“比较暗淡”的部分以及对中国问题“显然过分简单的解释”。本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没有更充分地了解形成孙的一生和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的历史力量”，“低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和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反帝情绪的本土根源”〔16〕。作者不适当地贬低孙中山晚年活动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反帝行动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是苏俄顾问的驯服工具，诬称孙中山利用“谎言、歪曲和其他一些站不住脚的思维方式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该书第290页）〔17〕。（三）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