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后两年问题更容易处理。我去他公寓拜访一事，乍看起来很能表明毕不知道我访问的是谁。我敢肯定，在我简单而开玩笑地提及到他府上的原因时，我没有提到任何姓。我认为，毕绝不会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我倒相信，那个人的存在他全然不知。而这件事提供证据的上述价值被一个偶然情况完全破坏了。我去公寓里看望的那个人不仅仅叫“Ｆｒｅｕｎｄ（弗洛伊德）”，他还是我们大家的忠诚的朋友①。
他就是安东。冯。弗洛英德（Ｆｒｅｕｎｄ）医生。他的捐款使我们有可能创建出版社。他的过早去世以及我们的同事Ｋ。阿伯拉罕的去世，是降临于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灾难。因此，我有可能对赫尔。毕克说过：“我到你公寓里拜访了一位朋友（ｆｒｉｅｎｄ〔Ｆｒｅｕｎｄ〕。”
就这种可能性而言，他的第二个联想的神秘性消失了。
第三个联想给予我们的神秘性印象也很快消失了。如果毕从未谈过任何精神分析著作，他能知道琼斯出版了一本关
①德文词“Ｆｒｅｕｎｄ”的意义是“朋友”。此人去世后，弗洛伊德为他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讣告。——英译注。
于恶梦的专著吗？回答是肯定的，他能知道。他拥有我们出版社出的书，而且无论如何，他看见过印在书的封皮上的新书广告标题。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因此，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和其他许多类似观察有着同样的弱点：记录下来的时间太晚，讨论时已不能再见到赫尔。毕，无法进一步向他询问了。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件事上。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思维传递的明显事实。毕能知道他来之前十五分钟，我与福西斯医生会晤过吗？他能知道福西斯医生的存在或他在维也纳？我们不应当断然否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作出部分肯定的答案。我毕竟可能对赫尔。毕说过，我正在期待某个医生从英国来接受精神分析的指导，他是战争灾难之后到来的第一个和平使者。这话可能在１９１９年夏天说了，因为福西斯医生提前几个月就写信与我商量好了。我甚至可能提起过他的姓，尽管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考虑到这个姓对我们两人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我们必定应当讨论它，讨论的某些内容也将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虽然这种讨论可能发生过，但以后也可能被我完全遗忘了。所以以下情况是很可能的：在对毕作分析治疗时，我对他说出“ＨｅｒｖｏｎＶｏｒｓｉｃｈｔ”甚感惊讶。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有时也怀疑一下我们的怀疑主义是有好处的。
可能我自己就有一种关于神奇事物的隐秘的倾向，因而会制造一些神秘的事实。
尽管我们如上所述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但另一种此类可能性却在等待着我们，而且最难对付。假定赫尔。毕知道有福西斯医生，也知道我期望他秋天来维也纳，但如何解释他恰恰在福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在福西斯初次拜访之后不久，便知道他来了呢？我们可能说这是偶然的，亦即不必加以解释。但是，我阐述毕的其他两个联想，以便表明毕确实对我的访问者心怀忌妒意识，其目的恰恰在于排除偶然性。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假定：毕观察到我显得特别激动（我自己对此固然毫无所知），并由此作出推论；或者，毕虽然是在英国人走后十五分钟到达的，但在他们两人都经过的一条街上碰见那个英国人，毕通过英国人特有的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强烈的忌妒状态中以为：“哦，那就是福西斯医生；他来了我的分析也就告终了！他说不定就是刚从教授那里回来的哩。“
我不可能再推进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
我们又落得个“没有证实”的结局。
但我应该承认，这个实例倾向于肯定思维传递现象。
此外，在分析的情形中，经历过上述“神秘”事件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赫伦。多伊特施（ＨｅｌｅｎｅＤｅｕｔｓｃｈ）于１９２６年发表了类似的观察报告，并研究了这些神秘事件受患者与分析者之间的移情作用所决定的情况。
B我确信，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完全相信但又准备相信的态度，使你们很不满意。你们可能会对自己说：“这又是一个这样一种人的例子：这种人作为科学家终身做着令人尊敬的工作，然而到了晚年却变得低能、轻信和虔信宗教。“我知道这类人中有一些伟人，但不应将我归于此类。至少我还没有变成宗教狂，我也希望自己还没有陷于轻信。如果一个人在他已走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尊重事实，避免与其发生令人难堪的冲突，那么他在晚年时就仍应时刻准备尊重新的事实。
无疑，你们希望我能够坚持一种温和的有神论信念，并且毫不留情地否定一切神秘事物。但是我不能曲意逢迎，而且我还要劝你们对思维传递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持更为宽容的态度。
你们不应当忘记，我在此论述这些问题，不过是在尽可能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讨它们。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首次进入我的视野时，我也曾感到一种担心，以为它们使我们的科学宇宙观受到了威胁：如果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实的，恐怕科学宇宙观就注定会被唯灵论或玄秘论所取代了①。但今天我不再这样认为了。我想，如果我们以为科学没有能力吸收和重新产生神秘主义断言中的某些可能证明是真实的东西，那表明我们的科学宇宙观还不十分信任科学的力量。尤其就我们所说的思维传递现象而言，它实际上看来有助于我们把科学的（或者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的，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那些很难把握的心灵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人的心灵活动使另一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心灵活动。
联结这两个心灵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
①弗洛伊德逝世后问世的《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１９４１ｄ）的引言部分，对这些思想有详细的阐述。——英译注。
灵感应的这一端，一个心灵活动转化为该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该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灵活动。这种转化无疑类似于别的转化过程，例如打电话时听和说之间的那种转化。试想一下，要是我们能够掌握这种精神活动的物理等价物，那该会怎样地了不起呵！在我看来，由精神分析把无意识插入了物理性事物和以前被称为“精神的”事物之间，从而可能已经为将上述转化过程假设为心灵感应铺平了道路。只要我们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这种观念，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当然，目前还只能在想象中进行。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还不了解在一个大的昆虫社会中，共同的意图是怎样产生的吧。
我们由此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信息交流方式；在种系进化的过程中，它被更好的、借助于被感觉器官所接收的信号进行交流的方式取代了。但是，这种古老的方式仍可能存留在幕后，在特定的条件下（如在情绪激动的民众中），还会表现出来。
这一切猜测固然还不能肯定，并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不必害怕它。
如果心灵感应这种事物是一种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它很难证实，我们仍可以假设它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现象。当我们能够表明它尤其存在于儿童的心灵生活中时，它是可能符合我们的预期目的的。在这里，我们想到了儿童经常感受到的焦虑：自己的所有思想不跟父母说他们也都知道——这与成年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服惊人的相似，而且也许就是后者的起源。不久前，一个可信赖的见证人多萝蒂。伯林翰（ＤｏｒｏｔｈｙＢｕｒｌｉｎｇｈａｍ）在一篇关于儿童分析与母亲的文章中（１９３２），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这些观察如果能被进一步证实，必定会消除对思维传递的真实性尚存的怀疑。她利用一个很方便的条件进行观察：同时对一个儿童和他的母亲作精神分析，结果发现了如下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一天，母亲在受分析时，谈起了一枚金币，它在她童年的一段时期内曾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久之后，当她回到家里时，她的大约十岁的男孩子来到她房间，给她一枚金币请求替他保存。她吃惊地问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枚金币的；原来这是孩子的生日礼物。但他的生日已过去几个月了，难以解释他为什么恰在此刻想起了这枚金币。母亲向孩子的分析医生讲述了此事，请她查明孩子这一举动的原因。
但是对孩子的分析一无成果；那个行为似乎与孩子的生活毫无联系。几星期后，当母亲遵照医嘱，正坐在书桌前记述这一经历的过程时，男孩进来向母亲索回了那枚金币，因为他想要在接受分析时给医生看。这次对孩子的分析也没有查明他这一行为的愿望。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精神分析——我们当初就是从这里开始讨论的。
第三十一讲 精神人格的剖析①
我知道，你们无论是与人还是与物打交道，都深知自己所持态度的出发点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情况亦然。精神分析起源于对这样一种东西的研究，这种东西关系到心灵的一切内容，但它与自我完全不同，它表现为症状（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②。
这个出发点无论对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来说，还是就它所受到的待遇而言，都并非无关紧要。症状派生于被压抑物，它们宛如后者派往自我（ｅｇｏ）的代表；但被压抑物是与自我完全不同的领域——一种异质的内部领域，正好像现实是自我的异质的外部领域一样（但愿你们能原谅我采用这种奇特的表达方式）。
这是一条从症状通向无意识、通向本能的生活，通向性行为的途径；由于精神分析研究这些东西，它便遭到了堂而皇之的反对。人们说：人类不仅仅是性生物，他还有比性更高尚更高级的冲动。但我们也可以补充说，由于受到有关这些高级冲动的意识的熏陶，人们常常以为有权利思考废话和事实。
①本讲演中的大部分材料和某些详细阐述，均取自于《自我与本我》（１９２３ｂ）的第一、二、三、五章。——英译注。
②症状指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主观上的异常感觉。——中译注。
你们很清楚，我们一开始就说过，人类的生病乃起因于本能生活的要求和人类本身所产生的反对本能生活的抵抗之间的冲突，我们一刻都未忽略这种抵制的、反抗的、压抑的因素；我们认为，它是由它的种种特殊的力量即自我本能装备起来的，它和一般心理学中的自我相符合。事实上，由于科学工作要取得进展十分艰苦，甚至精神分析也不可能同时研究每一领域，一下子对每个问题都表达它的观点。
但是，当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从被压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