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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
晚清文学虽然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但其封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根深蒂固，其主流和本质依然属于旧文学范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应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五四文学革命自1917年始，比五四运动早两年，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并未根除封建社会基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政治上阴谋复辟帝制，文化上推行尊孔读经，旧文化旧思想仍严重阻碍着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西方列强加紧了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侵略。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思想启蒙是乃是当务之急。他们奔走呼号，向民众灌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抨击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希望唤起民族和民主意识的觉醒。
这种广泛的思想启蒙是与当时的救亡运动相伴而行的。在救亡这一大旗下，西方各种思想蜂拥而入，经过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筛选，或消或涨，强调社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提倡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思想上的革命渗透到文学领域，从文学精神到表现手法，中国文学都经历了一场痛苦的质的蜕变，从而走向社会，走向现代，开始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期。
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提倡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主编陈独秀当时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该刊一开始就集中攻击封建专制主义和旧道德，猛烈批判儒家学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以“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为主旨，提出要塑造新型人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六条实际上有两个主题：科学进步与民主个性，与封建主义的愚味保守和专制奴性针锋相对，从而提出了人的现代化问题，具有深远意义，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探索的主旋律。
陈独秀、吴虞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指出孔教是封建帝制思想支柱，“三纲五常”违背人权学说和现代生活，大力介绍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社会解放等西方思想，以作为反对旧思想旧道德的武器，鼓动人们解放思想，放手“打倒孔家店”。其结果自然引出对作为旧思想旧道德工具的封建旧文学的进攻，正如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上所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这里他强调了先觉者的使命和作用，指出从思想解放到文艺解放乃是条必经之路。以西方为例，西方科学的进步，在于打破了基督教的桎梏；政治的自由，源于孟德斯鸩、卢梭等人的思想解放；德国的统一与征服欧洲大陆，实乃民族精神大解放的结果。思想家、文艺家掊击时政，攻击旧制，否认偶象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功绩不可没灭。
陈独秀针对旧文人的攻击，说得更加干脆，认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也说是说，要提倡民主和科滨精神，反对旧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宗教，矛头对准旧的文学和国粹自是历史必然。于是，一场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也就爆发了。文学革命既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与外国文艺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
向欧美学习，成为当时一些有志之士的共识。他们认为国人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这厚，人为地把自己与世界相隔离，有如陈独秀所说，是“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抗“渐趋一致”的“共同原则之精神”，“锁国”而非“世界的”。因此，他们认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疑段字之误）？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思潮之轨？”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实际上主张以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给中国文化以准确地定位，然后向西方学习，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发难者常常有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翻译、理论介绍方面，针对它们理解的中国文学，译介相应思潮，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传入与确立
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欧美文学对发难者有深刻启示。胡适在美国留学时，非常注意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诗歌对传统诗歌的反叛，形式上追求具体性、口语化，对国内文坛上颇为适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头一炮。该文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为避俗字俗语。”这八条，除第一条讲文学内容外，其余七条全都侧重于文学形式方面的变革，意象派重视诗歌形式变革一脉相承。由此，文坛上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有力地催动着现代文学的诞生。
有趣的是，晚清时期盛行的进化论，这时仍被作为思想武器，应用到文学革命上。胡适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代替的原因，在于“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由此，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号召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变革运动为楷模，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所依据的文学蓝本依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如左拉、狄更斯、王尔德、雨果等人的作品，认为他们对欧美文化的发展与科技进步都作出了不朽贡献，期望中国也出现这样的文学巨匠，为文学革命，进而为政治变革开思想之先河。
如果说陈独秀只有良好的文学革命愿望，胡适只注意到文学革命的皮毛之变，两人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建设新文学的话，那么，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的提出，则标志着文学革命实质性的突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
‘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他从欧洲关于“人”的三次发现谈起，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指出西方和俄国一些作家同是反映人生，却与我国旧文学不同，因为他们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他的这套观念，完全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直接承受了日本文坛上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直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对文学内容作了历史唯物论的解释：“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总之，“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周作人：《思想革命》）
至此，欧美文学在理论上的影响已初告一段。这种影响是全面的，包含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同时也蕴藏着深刻的分歧。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写实派与受人道主义影响的浪漫人生派，都借文学革命之机，在文坛上流行、较量，暗示着今后文学发展的消涨沉浮与悲欢离合，这其间的接学与形变饱含了历史的兴衰与辛酸。
文学革命初期的这种探讨，是在外国文学思潮影响下展开的，而这种理论探讨，又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理论的介绍传播。《新青年》成为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当时曾介绍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王尔德、易卜生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剧本。特别是1918年6月出版的“易
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娜拉》等剧本，这对当时反对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曾起了很大作用。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译介易卜生和宣传易卜生主义更是成为风气。许多新文学作者都曾经从仿效易卜生写“问题小说”和“问题剧”入手，转向关注与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即认为凡是外国著名作家的著作都值得译介，一般译作和报刊也往往顺应“去旧迎新”的社会心理，不问倾向，只管介绍，其规模之大而混乱，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如，国别方面，《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法国文学研究”号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作家方面，有“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太相关的哲学思潮也先后涌入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依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国主义等等都有人介绍并有人试验、信仰。
同理论接受一样，新文学先驱者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如潮的观念面前，他们力求做到从时代的社会的需要出发去检检、选择外来的东西，而且真正的中国发生重要影响的外来思潮和创作方法，都有一个中国化的形变过程。
文学革命先驱者对于译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