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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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11-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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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红梅的丈夫,炸毁程寺和“二程故里”牌坊,把程天民葬身于寺庙的碎砖乱瓦之下。与他们疯狂的造反行为齐头并进的是他们火热的爱情。在墓穴,在麦秸垛,在地道,到处留有他们心荡神驰的身影。如水的革命爱情一方面是对坚硬的革命暴力的隐喻,揭示出“文革”“原始的野性的本质”;另一方面,它们被统摄于铺天盖地、洋洋洒洒的“红色语言”之中,暴力和爱情的狂乱、野蛮,与叙述语言的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构成反讽,那段历史的荒诞、残酷便昭然若揭。作家通过对“红色语言”的出色戏拟达到了对这种语言所产生、风行的年代的批判。
  问题是,这种写法新吗?王蒙的“季节系列”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由繁盛如夏日茂草、滔滔如机枪扫射的语言叙述,而这种语言同样是对“红色语言”的戏拟。郜元宝在论述王蒙的语言特色时说:“乌托邦时代的浪漫主义就寄寓在那个时代同样散发着浓郁的浪漫气息的语言中,乌托邦语言不仅是乌托邦情感的表达方式,还是乌托邦抒情现实的存在方式”,“乌托邦首先是语言的乌托邦”,所以,对语言的戏拟直接抵达了历史深层的秘密。王蒙自从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受到批判,一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摸爬滚打,他对“红色语言”当然要比年轻的阎连科熟悉得多,戏拟起来当然更加得心应手。於可训先生说《坚硬如水》是一部奇书,读者应以另类的眼光来读。我不禁要问,有“季节系列”在前,《坚硬如水》还新吗?奇吗?
  表现手法落入别人窠臼不说,《坚硬如水》的致命伤还在于作家立场的暧昧。
  王蒙“季节系列”除《恋爱的季节》外,在对非理性的“红色语言”戏拟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作家理性的、批判的身影。与王蒙数十年深受“左”倾路线迫害之苦,对“红色语言”保持着几乎本能的警惕不同,阎连科带着批判的初衷写作《坚硬如水》,可“红色语言”就像斗牛士手中的一块红布,迎风招展便会引得斗牛血脉贲张,在戏拟中,他迷失了方向。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由高爱军——“我”在生命的尽头回忆自己革命的一生。“我”到死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仍壮怀激烈的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呀你仍须努力。”“我”不仅对革命无限忠诚,对爱情同样至死不渝。一次次思而不得的焦渴,一次次灵肉交融的巅峰体验,一次次海枯石烂的盟誓,把高、夏二人的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当“我”以为是由于夏红梅的疏忽导致东窗事发,从而葬送了两人的大好前程时,对她仍没有一点怨恨。在刑场上,“我”和夏红梅穿越过重重阻碍冲到一起,身子贴着身子疯狂的吻起来,上演了又一出刑场上的婚礼。这一切不可能不打动着读者,同时也打动着作家。在对革命造反的一片赤诚,和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面前,作家犹疑了,悄悄泯灭了批判的锋芒,甚至对这种当下生活中早已湮没无闻的忠诚、执著不无缱绻。阎连科说,高爱军和夏红梅“害人也害己,制造了许多人的悲剧,也制造了自己的悲剧”,他们“长期不被人理解和宽恕”,“我爱他们”。
  应该决绝的离开,阎连科却投下了留恋的目光。暧昧的缱绻消解了批判的力量,作家立场的混乱最终导致了作品的混乱和读者的无所适从。我不禁想,“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昨日的创伤已慢慢愈合,可我们是否仍应对它保持警惕和批判,为了昔日不会重来?

  大学之魂

  大 学 之 魂
  ? 肖雪慧
  无论风云变幻、世事无常,人们始终对大学抱有比别的许多事物更为特殊的关注。大学的形象关乎人们对大学这一事物的认同,也关乎大学的自我身份认同。大学应该呈现什么形象?还是让我们从世界上的伟大学府那里寻求答案吧。
  (一)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巴黎大学最经常地使用了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出了大学的独立形象。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弥足珍贵的世界主义,早期就从这里发散出去,但它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征——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姊妹学校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早期,她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让古罗马文明光照人间,这种努力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到来做了准备;当意大利处于豺狼包围中之时,她又站在斗争前沿,正如意大利民族诗人卡尔杜齐所说,“在战火中,在博洛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人们听到了法学教授用拉丁文发出的呼号”;本世纪末叶,欧洲联合的事业艰难曲折,她又在1988年九百年校庆之际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牛津大学,这个世界顶尖人物的摇篮。诗人马修·阿诺尔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确当的描述。他写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敬爱的梦想家啊,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蒂克,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诗人寥寥数语,便让人窥见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
  剑桥大学,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很多人却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熟知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传统。关于剑桥的讲传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的《剑桥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动人的引文:“1918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的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剑桥对传统的谨守由此可见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它的传统中“一直有变动,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它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
  至于哈佛大学这个后起的世界顶尖大学,本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八十年代,哈佛拒绝授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一事便显示了这个看重自由和创造的伟大学府十足的底气……
  在上述这些大学通常留给世人眼中的传统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们又有幸听到世界著名大学的现任校长谈大学。
  加州大学的佰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如果说巴黎大学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博洛尼亚大学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使命感,牛津的博大、古典,剑桥的孤傲、恬静的书院气息,哈佛的内在精神……是以各自独具的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那么,当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长们的谈话则表明,这些大学在对理想的执守中又发展和丰富了它。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的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正是成为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则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忠于伟大的理想,担负起传承伟大遗产的使命,又忠于光荣的探求,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传统。这传统是一种自我滋养的创造性源泉,也是大学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稳定流向的力量。开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动在忠实执守着的传统中。
  (二)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独立的斗争。巴黎大学还在雏形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联合和斗争。作为教会的神学院,巴黎大学一开始就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学和学术中心,王权和地方行政当局也觊觎着这块地盘,千方百计要插手和干预它的内部事务。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夹击下,巴黎大学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在与教士进行过无数次争执的斗殴后,巴黎大学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取得国王特许证书,摆脱了主教们的监督、控制和干涉。接着又是与警察的长期斗争。1229年,巴黎主教借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对学生提出起诉,摄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学生。在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中,学生死伤很多。师生愤然罢课,并撤出巴黎。罢课和撤离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因为正如当时一位红衣主教所指出的,巴黎大学教授学习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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