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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孟什维克相反，伊里奇（列宁）并不是固守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不是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从而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错误的批评，对列宁思想方法的分析深得毛泽东的赞同。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经验教训，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揭示了李立三主义以及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错误根源即“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并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思想方法的批评，也“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李立三主义是1930年6月到9月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李立三脱离实际，认为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等情况表明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应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举行中心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党的组织和红军遭到很大损失。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是指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表现。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王明等人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动不动就搬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吓唬人，继续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中心城市道先取得胜利，军事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阵地战，消极防御，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机关和红军被迫开始突围和长征。而在长征开始时，推行“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实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又遭受重大损失。孟什维克的错误，与李立三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虽然相距几十年，并且表现形式也不同，但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却是相通的，共同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理论共鸣，写下了这些批语。
23。把握事实总体（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
——摘自西洛可夫、受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
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1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批判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思想方法时认为，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方法把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使事物（或事实）变成一个个孤立的、外在的、机械的存在物；不是从事物联系的总和或总体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称之为事物的“一般基础”）把握事物。《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事物的这个“一般基础”，就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观察社会问题，应该从一定的社会的诸方面的情况出发，如一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国内与国际的情况，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等；只有从这各种情况与事实的联系中，才能认识该社会。否则，就会仅从孤立、个别的事实出发，不能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只能以主观想象（即“人工的任意的产物”）的联系来代替客观事物的联系，这就必然由形而上学而导入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引证的列宁的那段话，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不大准确。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中的译文是：“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准确，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279—280页）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揭露和批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列宁的基本思想的。
李立三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从思想方法上看，所犯错误是同孟什维克一样的。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在“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旁边写下“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句话，在列宁原话旁边批下“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一段话，这是十分深刻的。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李立三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都是抛开了中国社会的总体联系，而孤立地抓住某个或某些事实或事物联系的片断，他们无法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通过这段批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特点。
24。认识随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如前章所说，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的要素，据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学问。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把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当作不变的东西，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而辩证法却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运动上、在其发生与消灭上，去把握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辩证法教给我们，不但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
1917年7月革命以后，
伊里奇明白的指出；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他指出了“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到七月革命止，它正确的反映了1917年革命中的阶级势力和党的相互关系，在1917年的一定阶段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是向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一步的、能够直接实现的第一步的口号。它是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口号，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为止，是可能的，当然又是最有望的东西，但在今日，却无条件的变为不可能了。”——伊里奇指出阶级势力的配置在根本上起了变化，并且这样写着。这个口号，在今日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在新的情势之下转移权力，只有依据公然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
七月革命以后，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认识新形势中的新矛盾与新联结。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
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1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即客观现实是发展的，认识也是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发展要求并且决定着认识的发展。该书举了1917年7月前后，“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口号的变化情况来说明认识应该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道理。
俄历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月27日，工人和起义士兵用武力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革命胜利。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俄历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列宁分析了当时世界大战的性质，给布尔什维克党指明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一切政权都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现译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要求。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具体方针。但是七月革命（即七月事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4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士兵和水兵在“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和平示威。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也决定禁止游行示威。临时政府的反动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