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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经”。《春秋》是孔子作的鲁国的史书。一般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人们常读的是《左传》。《诗经》为孔子以前的诗歌汇集，《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集，相传均为孔子编选而成。《易经》为《周易》中同“传”相对而言的经文部分，是占卦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旧传孔子曾为之作《传》，《易经》和《易传》合而称《周易》。《礼记》又称《小戴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传为西汉戴圣编纂。“五经”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反映了儒家思想。
根据有关回忆材料，毛泽东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引人注目之处：（一）书读得比较多，开蒙起点高。韶山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琼林幼学》；继而点《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和古文等。（二）天分极佳，记性好，几达过目成诵的地步，很小就会查《康熙字典》。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三）他并不喜欢读经书。旧时私塾，在开初阶段，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他最喜欢看的是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塾师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他都背得出来。（四）开始学作“破题”文章，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乡村塾师关于作文，大概也只会先教学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白题旨大意。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学废，学堂兴。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外出留学已成知识界的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显然已经过时了的书。因此，虽然时代已变，但毛泽东所处的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传统的，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6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于他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方面使他比别人能更好地立足传统文化，汲取有益的养分，消极的方面则是时为传统文化的阴影所翳蔽，从而生出些不好的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嘉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所以毛泽东说他“背得，可是不懂”。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后来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发挥，十分自然，说明了这一点。
2。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利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速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要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事故，其活动范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个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1975年8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