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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姚雪垠《惠泉吃茶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前不久，一位名为姚雪垠的作者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惠泉吃茶记》，你们看过没有？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摘自刘汉民编《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第18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原载杨建业《姚雪垠传》，北岳出版礼1990年版）
［解析］
作家姚雪垠（1910—）的《惠泉吃茶记》，是一篇记游散文，发表在《新观察》1956年第17期上，近4000字。记叙作者到无锡游惠山时吃惠泉茶的一段经历。毛泽东读后印象很深，以至几个月后还记忆犹新地谈起。这篇散文对“我”的感受写得很细腻，对吃茶时所看到的其他慕惠泉茶其名来吃茶的游客的神态描写得也颇生动。
前面引述的《姚雪垠传》中记述毛泽东的评论，是1957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子3月8日接见文艺界人士时说的。该书所记，未必十分精确和全面，但毛泽东对《惠泉吃茶记》的看法，大体如此。结合笔者所看到的有关记载，可知，毛泽东对其描写技巧是感兴趣的。但他的评论有两点则较别致。
一是同意作者对茶社不善经营的批评。这主要是指文中的这样一段描写：“惠泉的茶社对茶具是很不讲究的，每人一把粗瓷圆茶壶，一只粗瓷小茶杯，形式和颜色都很恶劣。放在我面前的茶杯还有碰破的缺口和裂纹。我没敢挑剔，因为我明白泉水和茶叶是主要的，茶具不是主要的。同时，在我的邻桌上正有两位茶客在高谈艺术理论，我想，如果我向服务员指出茶具太不美，他们准会笑我这个人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令“我”更“失望”的是，茶水吃到嘴里，“并不比我们家中吃的茶好多少。”文章最后提出：“如果茶社的工作人员不依赖虚名，稍在茶叶、火候和茶具等方面注意一下，是可以泡出好吃的茶来的。”毛泽东由此得到的体会是：经过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显然是立足于一个领导者得出的观点了。
毛泽东的又一个评论，是不同意作者“轻视”那些来喝茶的“群众”，认为作者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倾向。这是毛泽东阅读和评论文艺作品的一贯立场。他总是希望作家用“平等的心态”来描写劳动人民群众。就姚雪垠这篇作品来看，大概是指“我”在茶社吃茶时，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旁观着慕名前来吃茶，却又并不懂得品茶的各种各样的顾客们的神态。除前面引述的对带着亲戚和孩子前来吃茶的一对夫妇的描述外，作者还记叙了一大堆青年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地围住一个茶桌，一味用茶壶往茶杯里倒茶水，看茶水是否能冒出杯沿而不溢洒，以验证惠泉茶的好坏。毛泽东读后，觉得冷眼旁观的作者在这群茶客即群众面前，显得“落落寡合”，这是批评作者的清高。
108。应该多写些这样的诗（读袁水拍《摇头》）
［原文］
摇，摇，摇，／我们这位同志／老爱把头摇。
“这个／我看不好。／那个／我看也不妙。
“什么！／这个也在争论？／那个也在探讨？／不好，不好？
“满台家务事，／满纸儿女情。／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讽刺，诽谤和小品文／嘿，查查看，／是哪一个‘俱乐部’发来的兵！”
医生摸清了病情，／大喝一声：／“同志，／你犯的是教条主义病，／而且还有流行性。”
——摘自袁水拍《摇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1957年4月20日致袁水拍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4页）
［解析］
袁水拍（1916—1982），江苏吴县人。50年代任《人民日报》文艺和副刊部主任。毛泽东曾就新诗问题和毛泽东诗词的发表问题同他及臧克家谈过话。袁水拍在40年代便以写政治讽刺诗出名，其《摇头》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上面。毛泽东读报注意到这首诗，并认为“写得好”，与其主题吻合，与毛泽东当时集中较大精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路密切相关。
1957年3、4月，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在天津、济南、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反复讲述“双百”方针的必要性。当时，党内确有少部分同志对这个方针是存疑虑的，担心出乱子。毛泽东甚至说过，地委以上党的干部中，有1／10赞成“双百”方针就不错了。袁水拍的《摇头》，正好是讽刺那些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总是“摇头”，认为这也“不好”，那也“不妙”的人的；也批评了那些表面上拥护“双百”方针，但内心里不赞成的人。例如，诗里还有这样的句子：“‘方针么，／方针是好，／好，好，好！／一百个好，／好得不得了。／可真也有点不得了！’／说着又把头摇。”对这样的作品，毛泽东当时自然是很欢迎的，希望作者“应该多写些”。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提出了重要建议，让作者多出去即到基层跑跑，这样，才能写出更符合现实要求的作品。信中说的李希凡，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毛泽东重视，于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毛泽东看过他后来的文章，觉得“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据李希凡回忆，他在1957年2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过《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批评了王蒙当时引起争论的这篇小说。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都提到李希凡的这篇文章，大意是：李希凡到了《人民日报》，“到了高级机关”，就“当了婆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85页）这些批评，同1957年4月20日给袁水拍信中的批评是一致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在理论上应该坚持平等说理、贯彻“双百”方针的期望。
信中提到的“陈毅的六言诗也好”，是指陈毅发表在4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诗前有一小序：“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及代表团各贵宾来拜访朱德副主席并同游玉泉山。余伴游，作六言诗记其事并致敬意。”
109。搞点民歌好不好（读《红旗歌谣》）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印了一些诗，局是老古董（指毛泽东亲自挑选和指示印发的唐、宋、明三代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引者注）。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故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摘自毛泽东1959年3月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1958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民歌运动。这个运动的出现，同毛泽东的倡导有关。
除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提倡外，在同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毛泽东又提出：各省搞民歌，发动学生们写，军队从士兵中间搜集。
收集民歌，在古代叫采风，目的是“观风俗而知得失”，民歌的内容也多是“怨刺上政”。在新社会，采风是辨时代的脉搏，观人民的心理，振奋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志气。因为民歌的内容是对新生活、对自我力量的热情真诚的歌唱。这大体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注重民歌收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扬发表在1958年6月1日创刊号《红旗》杂志上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于是，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指示在身边工作的有关同志专门收集了各地汇总上来的新民歌，数量很多，并都呈送给了他。这个情况，是当时参加收集、汇总工作的逢先知告诉笔者的。
1958年11月初，红旗杂志社铅印了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样本，红色封面。编选者将样本呈送给了中央一些有关领导人，并附上一封打印的信：“逆上‘红旗歌谣’样本，请详加审阅。本书共选了375首，拟再精简到300首或350首，请你看看或组织一些人看看有哪些首可以删掉，有哪些好的应当补入，对编辑体例、编排、封面装帧（封面题字拟更换，书内并加插图）有何意见，均请示知。你手头有什么特别好的你认为可以补入的民歌，亦望抄录给我们，至迟于11月底以前寄下。”（笔者收集到这个样本，内中正好夹着这封打印的信，抬头是给陈伯达的。）毛泽东是否看过或谈论过这个样本不得而知，但按常理，编选者不会不送给他。1959年正式出版的《红旗歌谣》，毛泽东是读过的，并对周扬谈了个人的意见，故周扬后来说，《红旗歌谣》在当时确实是毛主席倡导和关注新民歌的产物。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自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于是，农民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是呼天枪地的杨白劳了，而是足智多谋的“鲁班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他们否定了曾经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