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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研究，才知道：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论，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们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
——摘自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东北郑季翘反对形象思维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
郑季翘同志的驳形象思维论的文章，不大好懂，没看完。最后一部分，要把历史搞清楚：别林斯基来源于谁？斯大林时期究竟怎样？是不是那位女作家开的头？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
［解析］
郑季翘（1912—1984），山西五台人。1932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曾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其《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写于1963年2月，1964年10月、1966年1月两次修订后，发表于《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全文24000余字。各节标题依次为：“一、引言”。基本上就是前面引述的内容。“二、形象思维论的基本观点”。分别引述了以群、蒋孔阳、李泽厚、霍松林、陈涌、周勃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作为该文的批评目标。“三、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的所谓形象思维是根本不存在的”。“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说明文艺创作不容代替的科学理论”。“五、从形象思维论的演变看它到底为什么人服务”。“六、结论”。
形象思维，是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基本的命题。又称艺术思维。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内容，文艺理论史上并不统一，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也有争论。我国50年代末就出现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但都是学术性的。郑季翘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维，把它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来批判，说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明显体现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气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维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也是不符合主张形象思维的观点的实际的。
我们知道，深谱诗歌创作规律的毛泽东，一向是主张用形象说话，不主张简单说理的。就在郑季翘文章发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毛泽东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听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波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泽东在这里，结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形象思维的问题表示了明确的看法。用“比”“兴”手法来解释形象思维的特征，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唐代诗歌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了形象思维，而反对形象思维的作品，在他看来则“味同嚼蜡”。
正因为毛泽东对形象思维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张“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所以，郑季翘的文章刚一发表，他就注意到了，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两次对其进行评说，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两段话。看来，毛泽东明显是不同意郑季翘的观点的。他说“不大好懂，没看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3月30日那次谈话中说要把历史搞清楚，是针对郑季翘文章的第五部分说的。在这部分，作者谈到了黑格尔、别林斯基、克罗齐以及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对形象思维的讨论，特别提到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那娃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3年第5期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作者说：“考察了形象思维论在苏联演变和流行的过程，我们就能够明白：别林斯基从黑格尔那里引来的关于‘艺术是形象中的思维’这个论点，在今天的苏联忽然被人们从消极方面加以发挥，并且大走红运，原来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
很明显，1966年3月，正是毛泽东酝酿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革命，以反对修正主义，并明确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的重要时刻，但他对这个时候出现的“形象思维论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这一说法，却不置一词，还明确表示“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这说明他对形象思维的肯定是相当坚定的。
116。颇有新义，可谓解柳全书（读章士钊《柳文指要》）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顺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忆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摘自毛泽东1965年8月5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3页住［2］）
［解析］
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衍，又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宣传革命派主张。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达100万字。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作者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作者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在韩柳对比中，竭力褒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全书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作了详尽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得知章士刽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士例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收到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
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的初步评价，到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一遍。于是，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译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这里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信中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8月5日，毛泽东把全书送给康生时附了我们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这年12月，康生读完该书稿，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后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些评论，都是学毛泽东的，并无康生自己的观点。
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子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给章士刽，还附上一信。他写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信尾，毛泽东又加一个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该书出版的。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于1966年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正是从这一心悸难测的情境出发，章士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