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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
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车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目前，虽没有直接文字材料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但从他的其他文字可看出，他不仅读过，而且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设想虽然后来并未实现，但从他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这《章程》曾经印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朋友邓中夏将它刊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上。《章程》共分十二条，第一条说宗旨：“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第二条列举了一批有待研究的问题，大项目列了71题。例如：（一）教育问题；（二）女子问题；（三）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之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问题大可以大到“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第八题）、“民族自决问题”（第十一题）、“经济自由问题”（第十二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第十八题）；问题具体可以具体到“飞渡天山问题”（第三十五题）、“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车问题”、“日本粮食问题”（第三十九题）。在这大大小小71个题目中，有8个题目又包含若干个小题目，共计81个。如教育问题中列举了17个小问题（如①教育普及问题、⑨废止考试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等等），这第17小题是很有意思的，杜威这位提倡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是胡适心目中的一尊偶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正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胡适请杜成来中国讲学，为时两年又两个月。1920年10月26日，杜威在长沙讲演，毛泽东曾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只说这《章程》中，毛泽东说的是“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说，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认同杜威和胡适意见。
除了杜成教育说外，我们还可以从《章程》中看到毛泽东赞成胡适主张的例证。例如，胡适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总统权限问题”，《章程》第二条所列问题之（58），就是这个问题。此外，胡适文章说的“女子解放问题”，在章程中“女子问题”中分列为17个小题目，诸如（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5）贞操问题。（13）放足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7）避孕问题，等等。这就比胡适文章分得更细也想得更细了。胡适文章提到了“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章程》也有（15）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有关的（24）印度自治问题、（25）爱尔兰独立问题、（26）土耳其分裂问题、（27）埃及骚乱问题、（28）处置德皇问题、（42）山东问题、（48）铁路统一问题（撤销势力范围问题）、
（52）退回庚子赔款问题，等等。这也是把胡适提出的问题更全面更具体化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李大钊的这一篇刊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调评论》第35号。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是9月1日写的。从时间上来说，毛泽东在草拟这《章程》时，有可能已经看到李文，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李文。从《章程》内容看，大体上都是胡适的意见。李文中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章程》第三条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看起来是反映了李大钊的意见，但《章程》这一条中说的，“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所列举的各种主义是：“（1）哲学上之主义；
1伦理上之主义；（3）教育上之主义；（4）宗教上之主义；（5）文学上之主义；（6）美术上之主义；（7）政治上之主义；（8）经济上之主义；
2法律上之主义；（10）科学上之规律。”这里列出的各种主义，实际上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按科学的归类和概括，同李大钊心目中的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直言“主义”，也表明他不是在胡适文章后面亦步亦趋。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非留学篇》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深深吸引了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手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胡适的意见。也是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信中毛泽来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对毛泽东等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1920年4月，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中说，“我是见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的，觉得‘工读主义’乃是极平平无奇的东西，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我当初对于这种计划很表示赞成，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作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许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的看法，毛泽东同胡适则是不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田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胡适认为，“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籍杂志，（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3）私家或公家的优待介绍，（4）便于自修的居住，（5）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过4小时。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意见不同，但毛泽东在拟定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为明确的条文。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发表了评论。
46。颇想研究国语（读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锋》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五·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毛译东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04页）
［解析］
黎锦熙（1889—1978），号邵西，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历史。1915年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长期任教。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与黎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黎锦熙在该校任教。他们常在一起畅谈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黎锦熙到北京后，他们之间仍然不断有书信来往。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在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黎锦熙和教育界的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感到学校“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以国文一科为最”。学生只是“咬文嚼字，费尽心力，而终于文理不通，白字连篇”。黎锦熙认为：学生自初小以至中学，“国文一科更为输入“一切常识、精求专科学理之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实行义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