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嘴脸就尤其可憎。
当然，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由于具有针对的批判意味，所以政治含义较重，着重在阶级、民族反帝斗争的意义上探讨“西方影响”。而没有涉及“西方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说西方思想导致了中国革命也不能说是全错，中国近代也的确出现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从西方窃得火来，发动革命的先进人物。这一点，毛泽东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抗，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出于无奈造就的，而相当多的是中国人出于近代化自强的需要造就的。毛泽东本人也恰是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之一，正是这些人给中国带来了新生，使中国发生了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巨大变化。
4。随时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的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摘自毛泽东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解析］
伴随权术而到来的阴谋，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离开了权术，整个政治运动就会陷于僵局。君主有驭下之道，臣子有谄上之术，平级之间的纵横摔阖，同僚中的尔虞我诈，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被定为一尊的儒家学说，在被董仲舒熏出仙气之前，已经沾上了浓重的道家味和法家味。政治权术和阴谋则成为后世奉行儒术的传治者心照不宣的惯技。号称民主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同样充斥着权术和阴谋，政客们院内斗法，院外游说，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各种肮脏的交易都借民主与法律的名义公然倡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剥削阶级的政治都有一层阴谋的黑幕。
高岗、饶漱石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俩出于个人的权欲，互相勾结，利用职权进行阴谋活动。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和会后，他们挑拨离间，搞小动作，制造党内纠纷。在同年秋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找了一些人谈话，在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这年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央副主席，还要政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活动。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人“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他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在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重大的要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
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撤消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毛泽东为这次会议作了《开幕词》和《结论》。在为这次会议所致的《开幕词》中，毛泽东着重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5。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读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
——摘自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车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场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6—127页）
［解析］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同年7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了这本书。1929年，上海中外研究学会以《两个策略》（扉页题《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为题出版了陈文瑞译的中文本。1940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也出了读书的中译本，书名为《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延安解放社和辽东建国书店分别于1943年和1946年重印了这个译本。在这本书中，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指出无产阶级要关心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他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毛泽东最早读到这本书是在30年代初。据彭德怀回忆，1936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第183页）。在后来各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又多次读过这本书，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1943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依据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本思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并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将面临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时，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长期存在的。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革命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毛泽东也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却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是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声称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投”。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前者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后者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大少了。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不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的发展，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同志，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实际上已经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建国后不久，他也重蹈了“太急了”的覆辙。
6。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