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涩，一方面是由于梁文之流畅通晓。梁启超富于进取，学识渊博，人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早期，他那具有非凡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以陈独秀到吴王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故毛泽东说他当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很自然的；认为梁启超的报刊文章有“登高一呼之概”，也是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后来特别欣赏的，认为“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的《变法通议》，是由《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20篇论文组成，连载于《时务报》第1期至第43期。它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伦为武器，论证变法势在必行，认为变法是天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权操诸己，可以救亡图存，否则亡国灭种。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培育新人。兴工艺专利，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官制，实行君主立宪。议论新颖，文字生动流畅，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重大，传诵一时，梁启超也因此书而声名大著。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是在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才读到的，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有振聋发聩之感，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他作文章的风格。甚至毛泽东成年之后的文章里，还是不难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势。
最早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911年春，在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时，也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饮佩，在思想上还不清楚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区别，于是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5年半的学习中，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
1913年《讲堂录》所记：“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便是化用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的句意，原文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讲堂录》里，为解释《易·大过》里“君予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句意，毛泽东录引了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中的四句话：“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
1915年6月25日，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自学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康梁在他的心中，是通过自学而有所造就进而成为“奇杰”的典范。同年9月6日，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他曾想离开学校，“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这年4月，主张帝制的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诸名流起而反对。梁启超在1915年8月22日的一封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痛言》，广为散发。为请他的好友萧子升题写书名，毛泽东特致一信：“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对于这件事，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6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又说：“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汤康梁先生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面讥帝制，真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之幸矣。”毛泽东和张昆弟都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能由君主立宪立场转变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这是一件好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这里说的“某公”，便是梁启超。1903年10月，梁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悼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他又在《清代学术概论》、《是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日我与昨日我挑战”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这些论著是熟悉的。
梁启超在《进化化革命音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颉德的观点，其中说到：“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斯宾塞屡言牺牲过去以造现在，而不言牺牲现在以造未来。无他，重视现在太过。见有所蔽，而于现在必灭之理未尝措意也。虽然，斯宾塞非全忘未来者。彼尝言曰：‘人群之进化，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又曰：‘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虽然，彼其所根据者，仍在现在，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真称为未来主义也。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并对其观点记得很熟。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说：人类的意志规定行为，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真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读到这段话后，随即用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胡德之学说》中的观点来批注：“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又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本会总记》的文章，阐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学生运动的渊源由来，开篇便述及1897年由熊希龄在长沙创办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翌年戊戌变法失败，学校遂被撤消。毛泽东接着说：“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后来一些学堂的学生，在“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收、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
以上种种，说明青年毛泽东始终把梁启超及其著述，看成清末领导思想界革新潮流的代表。以至到60年代的时候，他还对刘斐说：当时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刘斐《难忘的教诲》，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对人说，近代史也得看看，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当然，毛泽东晚年对梁启超文章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了。这一点，反映在我们前面引述的1958年4月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当中。但对梁的办报和文章风格，则始终是肯定的。
6。立宪君主为人民拥戴（读梁启超《新民说》）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蠢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摘自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说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1910年下半年读梁启超《新民
说·论国家思想》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页注④）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兹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解析］
《新民说》，是梁启超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至第72号（1906年1月6日）上20篇论文的合称。这20篇论文题目为：1。叙论；2。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释新民主义；4。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5，论公德；6。论国家思想；7。论进取冒险；8。论权利思想；9。论自由；10。论自治；11。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12。论自尊；13。论合群；14。论生利分利；15。论毅力；16。论义务思想；17。论尚武；18。论私德；19。论民气；20。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在这些论文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