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譬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1978年法国革命爆发，或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中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
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在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像一个革命，因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民族问题早掩盖了阶级问题。然而亦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摘自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梁漱溟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一套思路。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不同意的。
（一）对老中国社会是改良还是革命。梁漱溟在书中很推崇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其“改革之中尚有因袭，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也应走维新的路，即“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制度（实即政权）或不变，或变而不断，采西方之长，求局部变化，“慢慢地求进步”。显然，这仍属洋务派开启的“中体西用”的老路。对此，毛泽东不认为“日本维新好于中国革命”，说梁的思路反映了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梁漱溟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连划了三个“？”号。
（二）怎样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中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这实际上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前提。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既然来自内部，那么，解决危机的出路便不是像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的时候那样，搞民族革命，也即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性质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这样说，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发生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内部阶级斗争的大变化呢？不是，梁漱溟在书中还写道：“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旧秩序便是一个有力的革命对象，大家的要求都还集中在一点上，事情就容易办。现在则对象非一个，要求不一致，说不上来同谁拼命，说不上来社会最大的最有力的要求是什么。”因此，同内的变化只能是社会性改革，或称“文化改造”。于是，他的结论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实在都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而毛泽东的鲜明观点则是：中国的出路在“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两种观，大的分歧源自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中，必然提出对外的“民族革命”的主张；从半封建的性质中必然提出对内的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梁漱溟不这样看待中国社会性质，于是以“民族自救”来代替“民族革命”，以“文化改造”来代替“民主革命”。
（三）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向。近代以来，为了摆脱危机，两个方向鲜明地摆在探索中国社会改造前途的人们面前。一个是西方化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俄国革命。对此，梁漱溟在书中均有所评说：“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人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又说：“俄国的路子的确好，能在国际站得住脚，合乎中国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必须看他可能与否。大家虽是艳羡俄国的路子（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他亦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对前一种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批注道：“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对后一种看法，毛泽东批注认为梁漱溟对不可能没有说原因。梁漱溟感兴趣的，是前面说的日本的维新改良道路。在这个总思路下，梁漱溟认为应该把重心放在向下看的“零碎解决”和具体事项的“培养建设”上面。他说：“从前中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反应，大批要求总解决（如革命、立宪、共产等），两眼注意看上面，注意根本问题，爱谈理想原则，仿佛总要有所破坏推翻；而现在风气一变，好像不求总解决而要做零碎解决；两眼向上看而转到向下看，注意于小的实际问题；不高谈主义而切近事实寻求办法；不去破坏推翻而要为培养建设。”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稍后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显然是认为总解决胜过零碎解决的。
（四）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依靠力量。梁漱溟认为主要靠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反对这种主张的。书中凡是论述这个问题的地方，毛泽东都划了问号，有的还写道“＝0”，即“等于零”的意思。
44。要严正批驳伪三民主义（读叶青关于三民主义的文章）
三民主义所以要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而为一个主义，在于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合而为一次革命了。这就是说，欧洲三个时期底历史任务，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完尽民生主义的革命是和平转变，以国营实业等经济的方法代替阶段斗争一类之政治的方法，流血暴动的方法。换一句话，就是以民生主义代替布尔什维克主义。
政治要求统摄一切要求，所以政治思想应该统摄一切思想。我们不能否认各种社会科学和各个思想部门底独立性与特殊性，但大家必须一致承认各种社会科学和各个思想部门底关联性与一般性。三民主义可以应用于一切。它是科学底科学，思想底思想，有支配底作用。
——摘自叶青《三民主义的创造性》，载《时代思潮》
第1期，1939年5月30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的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
——摘自毛泽东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0页）
［解析］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39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特阶段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则是这场争论的直接导火线。这个会议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今后木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之后方，尤应特别注意。”会后，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报刊，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论调。其中，叶青表现最为突出。
叶青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1927年被捕叛变，随后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1939年参加国民党，一时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异常活跃。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他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刊物”，叫《时代思潮》，召集一些人搞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的反共高潮，是以叶青的理论为核心的。仅在1939年，叶青就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三民主义的阶段性》、《三民主义的哲学性》、《三民主义的世界性》、《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文章，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民生主义真解》、《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认识三民主义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批判》等小册子。叶青研究三民主义，其出发点在于反共，对此，后来他说得很明白：“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睦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叶青《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载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文章很多，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歪曲三民主义，用“一次生命论”来概括三民主义的内容，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一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和思想专制作理论阐迷，从而提出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需要的思想，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革命的政党。这两点，在我们前面引用的他的《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一文中的两段话里即明显体现出来了。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的“叫唤为最嚣张”的“国情论”和“统一论”，说的就是叶青的这两个核心观点。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与评价，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变化也有所变化。大革命时期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大革命失败后，曾把三民主义区分为“革命精神”和“反动思想”两个方面。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毛泽东始终注意到，三民主义问题之于国共关系和国家命运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研究和评价三民主义，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在叶青等人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向中共挑战后，毛泽东很注意这一动向以及叶青的一些文章。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中，他不仅点了叶青的观点，而且还引用了日本人松本慎一1939年1月23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中的几段话，指出日本人也在利用三民主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