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曾建立起联合阵线来对抗秦国，但阵线内部对秦的态度并不一致。苏洵在文中指出了三种情况。一是韩、魏这样的国家，割地给秦，以求得暂时的苟安，结果较早灭亡。一是燕、赵这样的国家，举兵相抗，还时有胜仗，灭亡较晚。一是齐国，因与秦相隔较远，常袖手旁观，但最终还是被秦国吞并。他的结论是：如果六国都固守自己的土地，笼络人才，联合军队西向攻秦，“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毛泽东在批语中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联军内部如果是实力相当的军队组成，“罕有成功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说。直观看来，或许是因为实力相当，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维护，在形成核心，统一调度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无法同利益一致、指挥统一的强敌抗衡。就战国时期秦国和六国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认为，即使六国联军攻秦，也未必能制之，关健恐怕还是在各国的内部体制。毛泽东对贾谊的《过秦论》很熟，或许更能接受贾谊的观点。贾谊提出，秦国的霸业始于秦孝公：“秦孝公据看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秦王扫六合”，大抵国势国运使然耳。
6。杀降不祥（读陈寿《三国志》等）
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裴注：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与谋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受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
表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读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解析］
《三国志》里《魏书·刘表传》没有叙述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二字旁划上曲线，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叙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候。”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孙权便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于是，“（虞）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说：“《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沫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耻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刺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微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王彦章传》，记叙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同光元年（923）击败后粱的主力部队，俘获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斗争年，今乓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几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军正确的俘虏政策，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因之一，也为我军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声名。不杀降而化敌为己，这正是毛泽东用兵过人之处。
7。彝陵之战刘备应打运动战（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原文］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逊上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椅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
■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
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按不暇，可以各个击破。——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161页）
［解析］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刚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40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户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各不用山木扎营，以上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钱振■的评论的。
在毛泽东看来，上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澄水流域进攻，使美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这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无疑，就当时而言，这也是一番合乎道理的良策。如果刘备地下有知，当会折节钦服。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廉等，各竟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接着，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老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意思是，大胜后将骄，不顾主客观条件，试图连兵向西再攻刘备，很可能前功尽弃。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柯评有理。”
8。陆逊用司马懿敌孔明之计（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162页）
［解析］
陆逊年少统大军抗刘备，尤如当年周瑜挂帅印抗曹操，自然会有人不服。这对陆逊来说，是对他的统兵驭将之智的考验。既不能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硬着头皮去硬打，两全之策，便是抬出“主上”之命来。陆逊用的办法正是这样。毛泽东从中看出陆逊之智同曹营里的司马懿稍后领乓同诸葛亮周旋时所用之计的暗合处，他的批语，一下子牵出诸葛亮、陆逊、司马链三个分属刘、孙、曹阵营中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
毛泽东说陆逊按剑示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