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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的一步步发迹，直至控制朝政，宫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熹宗的乳母客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儿子后被选入宫充任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的乳母。此人极为妖艳，朱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在熹宗心目中，客氏远远超出乳母的概念，是集各种女性角色于一身的不可须臾或缺的伴侣。熹宗即位不过十天，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及至熹宗完婚，忙于和后妃过从，客氏心中不悦，熹宗不得不用重赏抚慰，宠幸较前更甚。客氏偶尔外出，用八抬大轿，威风显赫比后妃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为了窃权，千方百计巴结客氏；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贤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人一拍即合，关系非同一般。而且配合得非常默契：“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告假，则忠贤留中。”当时人说，熹宗“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旦夕不相离；外有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而忠贤素所宠信，气指颐使，骤列大珰，且倚客氏，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魏忠贤的肆虐，如危害皇后所生长子，迫害裕妃、成妃，任用可以任意操纵的王体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等，多是客氏一手促成的。这个客氏在宫中称为“老祖太太千岁”，往来乘坐小轿由宦官鸣锣开道，俨然“‘熹宗八母”之一。她与魏忠贤“对食”，策划种种阴谋，直至使熹宗“无后”，政治野心非同小可。后世历史学家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称为“客魏”，是“客”在前“魏”在后，实在是深知其中三昧的画龙点睛之笔。
有了熹宗和客氏的纵容与支持，如果没有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轿子，魏忠贤个人崇拜决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魏广微、顾秉谦等内阁大臣，把政府大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与附庸，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造成“内外一体”“宫府一体”的局面。推而广之，掌握人事权的吏部、都察院，掌握军权的兵部等要害部门的大臣，以及地方封疆大吏，几乎个个以争当魏忠贤亲信甚至于儿义子为荣，献媚谄附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他们个人而言，是道德与气节的沦丧，是丑恶灵魂的大暴露；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帮吹鼓手演出了一幕幕个人崇拜的大合唱，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明史》的“阉党传”只列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刘志选、曹钦程、王绍徽、霍维华、阎鸣泰、贾继春、田尔耕、许显纯等。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那么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吕毖《明朝小史》说：“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历史上“千岁”、“九千岁”时有所闻，“九千九百岁”闻所未闻，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如果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人们在惊诧之余，必然会问一句：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学家批判的锋芒不仅应该触及具体个人的灵魂，而且应该触及一种制度一个时代固有的劣根性。别以为魏忠贤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的特例。只有要专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个人崇拜就不可能绝迹。
第九章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游览无锡美景的人们，往往流连于太湖周边，以及惠山、锡山一带的风光，很少有人会想到去看一下曾经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它的旧址，至今依然保留在无锡繁华市区东面一条僻静的小巷里，被周围现代化建筑包围着，显得逼仄而孤立，早已没有了当年绿树成荫、弦歌满堂的意蕴。我曾经三次光临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缅怀晚明史上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和他的朋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建立的，距今（2004年）正好400周年，内心的呼唤促使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一 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城南东林书院与城东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四年在考举人的乡试中名列第一，四年后，以二甲二名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官场就锋芒毕露，对内阁首辅张居正有所微词，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出来“匡救”。当张居正病重时，举朝若狂，纷纷设立道场为之祈祷，顾宪成看不惯这种阿谀行为，从不参与。同僚为他捏把汗，在讨好张居正的慰问信上代他签了一个名。他得知后，立即骑马赶去，抹去了自己的名字。这种秉性，在官场显得格格不入。万历二十二年，已经出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顾宪成，因讨论“三王并封”（明神宗不愿把长子立为太子，宣布长子与另外两个儿子同时封王），以及会推内阁大臣的事宜，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他们把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相与讲求学问，显出前所未有的洒脱。既然在政坛难以施展，还是静下心来做学问吧！
仰慕顾氏道德学问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讲习学问。由于地方太小，不能满足需要，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恢复宋儒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师事二程，精研孔孟之道。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典故，就是此公求师心切的佳话。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衔告老致仕，在无锡创办书院，以著述讲学为事。因杨时别名龟山，又名龟山书院；后人建道南祠奉祀杨时，又名道南书院。
顾宪成常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他多次凭吊杨时书院的废墟，叹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说，理想的讲学场所就在这里。时机终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恢复常州龙城书院成功，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同意，修缮了杨龟山先生祠，又和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在顾宪成之前，已经有人欲兴复东林书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间无锡人邵宝，希望恢复杨时的东林书院。高攀龙后来给顾宪成写传记时，回顾东林书院的历史时说：无锡原来就有东林书院，宋代杨龟山先生在那里阐述伊洛之学，后来书院停办，那里成了僧舍。成化年间“邵庄公图修复之，不果”。邵庄公就是邵宝，邵宝“图修复之，不果”云云，出于大名鼎鼎的高攀龙之口，是有权威性的。但是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恢复杨时书院虽未成功，却在别处创建了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连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陈列说明，都不明就里，因此值得一说。
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彀，第一个对此做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城东者为“东林本”，城南者为“东林支”。成化年间邵宝欲恢复杨时书院未果，就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外新建一个东林书院。关于这一点，王守仁：（即王阳明）写的《城南东林书院记》是最有力的佐证。阳明先生死于嘉靖七年（1528年），比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早了76年，故他所说的是另一个东林书院，即在城南锡伯渎畔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则在城东弓河畔。王阳明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与举子复讲学于期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先生之旧……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可见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毫不相干。有意思的是，由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声名显赫，遂使曾经有过的城南东林书院销声匿迹，以致无人知晓，现今无锡东林书院旧址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自身历史沿革的解说词中，没有一句话提及此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有鉴于此，我想告诉读者诸君，无锡城南锡伯渎畔曾经出现过一个东林书院，而本文所说的东林书院，则位于城东弓河畔，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 从《东林书院志》看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由于顾宪成与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的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后，声誉日隆，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圣地。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撰《东林志》万历四十二年，《东林志》完稿，可惜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刘元珍只得请高攀龙为该书作序。令人遗憾的是，刘元珍英年早逝，《东林志》没有出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