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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阶段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论：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
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
【“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为进一步遏止住急躁冒进，周恩来等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从1956年7月起，他用很大精力主持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提交将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审议。在大批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国家计委编制的“二五”计划指标大大提高了，经过修改后提出的两个方案，仍然偏高。为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这两个方案，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按五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削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编制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作为向中共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
周恩来在主持起草“二五”计划建设稿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了理论思考。他在接待外宾时说过：“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6年7月17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六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说：
“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今年的生产和基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同时应该指出增产节约仍然是我们今后经常的任务。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过程中，周恩来为了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剖析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并从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四条指导性的经验教训。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得到积极而稳妥的发展。在反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虽然受到毛泽东批评，但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
八大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是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各部门和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基建投资额增加103亿元。当经委把基建投资额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强烈反对。经委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的情况，进行平衡测算，发现即使压到140亿元到150亿元仍然偏高，实难做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他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请范若愚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段话的出处，以便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为了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讨论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个别同志仍然主张1957年度的计划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于24日说：“三大改造高潮一来，头脑发热了，前进得快了。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还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李先念强调：“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请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首先讲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他说：
“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毛主席指出的十大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耐心说服，与会者的思想认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会议一结束，周恩来于11月10日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明确提出：
“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讲话是不满意的。然而，他在11月15日的会上讲话，不但没有提出批评，而且同意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1957年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市场稳定，使1957年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可以说，这正是反冒进带来的成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早就想要批评反冒进。他本来准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反冒进的问题，但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反冒进问题没有展开。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一起，议出了7条意见，对压缩1957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同意。实际上，他对这7条并不满意。后来，1958年1月12日，他在南宁会议上说：“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解决得不彻底。”
1957年上半年，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有人利用中共内部关于反冒进问题，攻击新中国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工作。这种情况使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
这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报告中有两处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在这里，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