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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是决议起草期间一次很重要的谈话。邓小平说理透彻精辟，尊重历史而又充满感情。在决议起草的最关键问题上，他直面“非毛化”的不和谐音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为决议起草工作指出和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在如何对待和总结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中纪委领导黄克诚也不计较个人恩怨，挺身而出。1980年11月，他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谈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在回顾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后，他说道：“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黄克诚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21年后，他能够以坦诚、公正的态度评价毛泽东，使许多人深为感动，也说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声。
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事情刚刚发生，如何写，争议比较大。胡乔木根据中央的意见，亲自执笔，反复修改，写出了对这四年的基本总结，送给各政治局常委审阅。各常委除李先念因为出国访问未看到文稿无法表态外，其他先后通过书面批示或电话答复表示了肯定态度，仅华国锋打电话说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不赞成加上此段。邓小平、胡耀邦认为，既然有人不赞成，就先不加，等到“四千人大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也不迟。因此，供4000人讨论的稿子，关于这4年的内容只有6行，100多字。果然，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包括华国锋同志的错误，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进决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提出，要把最近4年写一段，并以三中全会为界，之前继承文革路线，之后走上正确道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提出，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非写不可，有人不同意写，毫无道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也主张写近4年的一节。许多同志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和此后揭批“四人帮”中有功劳，但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仍然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左倾理论、方针和口号，犯了不少错误。
“四千人大讨论”过后，胡乔木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一共12条，并且吸收大家的建议，对决议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就在这一讨论进行前后，对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也在加紧进行。由于这两大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他们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因此两案审判也就与历史决议的起草，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两案审理中，审判人员根据中央起草决议的精神，把握住一条根本原则，即只审判10名主犯的刑事犯罪，不审判其政治错误，这就避免了审判江青等人时牵涉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行与毛泽东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宣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分别被处以不同的刑罚。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时刻，人们以鄙夷的目光看着这帮曾经不可一世的反革命主犯，终于以被告的身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前述重大政治问题正确、恰当的处理，使评价毛泽东的感情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为决议尽快起草出定稿乃至以后通过决议扫清了障碍。
【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转眼之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就此项工作当面向邓力群、吴冷西指示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接着，他又对建国以后的历史作了简要评论，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部分，他表示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认为“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在谈话中，邓小平还首肯胡耀邦的主张，即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和老干部，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人的意见。
3月24日，邓小平身体力行，乘到中南海陈云住处探望之机，专门征求了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意见。陈云则对决议稿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仅仅过了两天，即把起草小组负责人找来叮嘱道，陈云同志的第一条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他还要求：“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
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他于这一年3月同邓力群的四次重要的谈话中。第一次谈话，陈云在谈到如何评价建国以后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明确要求：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确定的起草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求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陈云的建议与邓小平的要求是一致的，都在解决如何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的关键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们的意见，常委、书记处一致表示同意。决议稿也因此加了“前言”部分，对建国前二十八年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作了简略的回顾，最后决议形成了大约3。6万多字的稿子。
1981年3月30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召开六中全会和有关历史决议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中再组织一次40多人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否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党还是否存在等。4月7日，邓小平约见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针对议论较多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脚了。党的组织生活虽然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他还结合自己在1974年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引起轰动的事例，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次谈话后，起草组对这次讨论中的意见反复进行了鉴别、取舍、消化、吸收，终于又拿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子，准备提供给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前夕，党内党外、国际国内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而国际上看中国，是怀疑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中也包括怀疑我们正在起草的决议是否拿得出来，是早拿出来还是晚拿出来。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政要和朋友时，反复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1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时邓小平称，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将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不能丢。3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向他解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见，尼雷尔接受了。但是尼雷尔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也对邓小平表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坐牢，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但是津巴布韦搞成功，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他说，马恩列斯写的书很多，可是读了以后，同他们那个地方的情况对不上号，而《毛泽东选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国际友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