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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于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评论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他还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不满意，还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成都会议前后，周恩来一直为治理长江和黄河的问题而奔忙，加上频繁的外事活动，使得他很少有时间来认真思考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系列批评。既要承受错误批评的思想压力，还要忍辱负重地承担繁重的国务工作，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据当年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5月15日，毛泽东分别同周恩来、陈云长时间谈话。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检讨的发言稿。据周恩来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说：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
“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他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对于周恩来的这次检讨，没有见到毛泽东表态和评价的有关材料。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一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历史上有党内分裂，今后会不会有新的分裂，可能有，分裂是新陈代谢。对于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讲到这个份上，周恩来自然是心领神会的。
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常委会讨论他们的请求时，挽留他们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职务。会后，邓小平拟定了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他还将这个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
当时，周恩来处境困难，心情苦闷。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服从中央决定，继续担任总理的工作，忘我地操持繁重的国务。
【忍辱负重“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但是，毛泽东在此之后还批评过反冒进。就在八大二次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看到彭真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后，于5月26日给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表扬这篇社论提出“跃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信中写道：“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尖锐地批判彭德怀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连带着又批了反冒进。他说：“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由此可见，对反冒进的问题，中共中央虽已作结论，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
回顾和考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一点基本认识：冒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冒进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历史已经证明：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还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左”的指导思想的滋长和蔓延，造成“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应当永记不忘。
三、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
王光美
1998年是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纪念他。我更是难忘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里，我根据1957年陪同少奇到五省调查研究的随行笔记，回顾少奇同志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探索和思考。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国内矛盾。或者将矛盾激化，或者被敌人所利用。为此，少奇曾应邀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帮助苏共领导妥为处理。矛盾尖锐复杂，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我国，各种矛盾同样层出不穷，各省不断向中央拍电报，反映群众闹事、工人怠工、学生罢课等诸多问题。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的办法，少奇决定对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京广沿线各省，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察。
1957年2月至4月间，少奇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3篇重要讲话，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全新的论述。
记得这次外出，少奇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吃、住、办公都在火车上，自带生活用品，每到一站，火车就停在不妨碍运行的叉道上或大工厂的分线上。少奇嘱咐：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给人家找麻烦的，生活上不要向地方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还就矛盾比较集中的几个部门，针对性地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藜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教育部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和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临行前，少奇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这一点，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有敌我矛盾。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
2月18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抵达河北省会保定，在车上，同省委书记林铁和省市的部分领导一起开了会。林铁同志作了全面的汇报，他特别讲了河北省缺粮十分严重。继而省教育厅长汇报了学生升学中出现的问题，升学比例较去年有很大减少。学生和教员的思想极不稳定；工农生产水平差异大，农民有意见等。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罢工、请愿的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针对河北缺粮，少奇要求尽量采取措施保证不出问题，并就林铁同志提出急需粮食的要求，当夜给周恩来同志打了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拨。为了摸清情况，少奇在清苑县重灾区的东石桥村，和村民座谈，详细了解到全村粮食运输、养鱼、小商贩、养猪户，甚至纳鞋底的收益情况以及救济款的分配。少奇还视察了栾城贾村生产合作社，听取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调查组的同志则分头行动，邓力群同志在满城南马村、东马村了解合作社和乡干部选举情况（6。7％落选）、主要问题和群众的意见。罗毅、徐方庭同志分别去了一中、三中、医学院、教育厅等单位，调查教育系统的情况。
22日，抵达石家庄。少奇在这里主要了解国棉一、二、三、四厂，华兴纺织厂、大兴纱厂、动力厂、机车厂、焦油厂、发电厂、煤矿以及军工所属的修理厂、鞋厂、被服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和师范、中技等一系列学校的情况。石家庄基本建设部的李德仁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