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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信我命里注定要在河南过一辈子！就跟北京无缘！”
切断曹叔语头的是涧表妹。她又一次从河南来京探亲。因为她的归来，八娘家变得更加拥挤。八娘悄悄告诉我，晚上曹叔只好睡在书桌上——别看他去了美国，还逛了巴黎！
从河南回来的涧表妹我简直认不出来了，那不仅是因为她已长大成人，模样上起了变化，她那原来充满弧线的脸庞已有几处——例如下颏、鼻翼——变为了生硬的折线；更重要的，是她性格似乎已与从前迥异。当年她拎着手风琴时，眼里的那种稚气和欢乐哪里去了？还有在后台见到我勇哥他们那些演员时，那种纯朴的大惊小怪和迸发着生命力的狂喜怎么荡然无存？当年她还有在生人面前极为腼腆的一面，而据她自己的陈述，她现在简直不懂得自尊心和面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几分钱！
四牌楼 第十章
我以惊讶的目光望着涧表妹。以前我没把她看在眼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太单纯，单纯的东西我们可以喜欢却不会特别地加以注意。长大成人的涧表妹坐在我面前，目光冷峻，语调尖酸，她对我，也对父母，乃至爷爷，宣泄着她刚刚积累起来却颇为厚重的人生经验：
“……我们那个站是个小站，每次火车只停一分钟，上了车当然不会有空座位，有时候连厕所门外都挤着坐着好几个人。开头我脸皮嫩，就那么忍着，你忍吧，几个钟头，十几个钟头，你就别想坐下，一直站回北京！座位要自己找！自己的命要自己去挣！缘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得来容易吗？不容易！……现在我一上车就往车厢里挤，我从一号座位问起，一个挨一个地问，一排一排地问，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生气，可我也不停下不问；人家回答的话难听，或者骗我，我也不在乎，反正我还要问下去；问什么？就问：‘您哪站下车？’那么一排排问下去，问到一个最近一站下车的了，我就破开脸对他说：‘好了，您下车这座儿我坐，我就在您边上等着了。’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就在那儿死等了。别以为脸皮厚到这个分寸座位就把牢了，有时候那下车的人屁股刚挪开，有人就抢在我前头把屁股搁上去，所以后来我就把脸皮更加厚了几分，问妥了坐在座位上的，我还要跟站在周围的人都说清楚：‘这个座位是我等的，他下了车可该我坐，谢谢你们了！你们要是谁不同意，早一点儿说，我好再往前等别的座儿去！’这就把牢了，过那么一个来钟头，我就坐下了，坐下来是真格的，就是跟站着不一样，而且这座儿是我自己挣来的，坐着格外舒服……也有人看着我，仿佛嫌我年轻轻的又是个姑娘怎么这么不顾脸面，我就看着别处，给他一脸冷笑，脸面？我没丢别人的脸，再说，脸面值几个钱？……”
涧表妹就这样开始了她寻找自己人生座位的奋斗。八娘暗地里流过泪，为当年不该一念之差把小涧送进了那工厂，害得她一个人流落在外；为小涧的性格变得如此粗粝，甚至对父母说话也变得生硬而功利；为曹叔和她自己缺少门路无法将小涧弄回北京……八娘也托过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用对调的办法将涧表妹调回北京，我挠着后脑勺发愁，且不说没有线索，就是找到原籍是河南那个县的人，人家又怎么会愿意离开北京回到原籍呢？
涧表妹的探亲假到期了，临回去以前八娘弄了一满桌子的菜，我也凑热闹给她送行，涧表妹在饭桌上只拣一种她最爱吃的菜——鲜藕肉盒吃，对于八娘的眼泪汪汪和曹叔的额纹抖动，似乎全都无动于衷，末了冷静到极点地说：“你们就都别操心了，连小表哥也别再帮我打听，你们都是只能靠组织、靠别人、靠运气解决问题的人，出了家门儿脸皮嫩、舌头软，不顶用的。我想好了，我自己有办法——我回去以后就自己跑，一户户地去问，你们家有没有人在北京工作的？有没有退休想叶落归根回老家的？在北京什么单位？那单位让不让对调？……我就不信一个县里问不出一个来！……”
两年以后，涧表妹竟真的用这办法将自己调回北京了，是在一家近郊的仓库里当统计员。
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抻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先写一行“我究竟在烦些什么？”然后开列出1、2、3、4……开列完了逐项冷静地考虑，将它们再分成A、B、C或更多一点的级别，接下去就能把C级以下的逐项划去——这其实很不值得发烦，这其实很容易排除或实现，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几条，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尽量往好处、宽处想。最后，望着那张纸，心里就松快多了，尽管事态一点变化也没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还未给落实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还未回到北京；我自己虽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业上困阻颇大，经济上甚为拮据，烦恼事真是一大堆。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惟一的亲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于对他们的关心，有一天我也抻过一张纸，为他们开出一串他们的烦恼，综合分析了他们的各项烦恼以后，我把所有的箭头都集中到一个字上，并用红铅笔把那个字重重地圈了起来。那是一个“房”字。
涧表妹虽然对调回了北京，却并无宿舍可住，办对调手续时，接收单位就把话说在前头了——人可以来，住房请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给家里买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让涓表妹睡下头，她自己睡上头，铁架上下铺紧挨着曹叔和八娘的双人床，当中拉一幅布帘，这样睡了些时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后就换成八娘和涓表妹睡双人床，涧表妹睡上下铺的下铺，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铺去睡。但这样睡了一阵，又因为曹叔块头儿太大，一翻身就满屋子的咔啦咔啦响，涧表妹说简直是地震，最后曹叔和涧表妹又易了位——别忘了外面厨房中还有爷爷，爷爷身体垮了下来，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这样地睡觉在盛夏尤为痛苦。
四牌楼 第十章
他们合用的空间如此之小，却又至少总有三个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爷爷不必说了，八娘因为确诊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为考大学失利，决心在家复习一年重上考场；这样就引出了许多难以避免的摩擦。
当然，希望在前，曹叔他们机关正盖宿舍大楼，大楼刚打基础，机关的分房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为了公平合理，根据十多种因素给每个人打分，我听八娘给我念叨过，他们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单元，关键在有爷爷同住，因为三代人比两代人多五分，倘若他们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为他们是两个女儿，那就要在从五分里扣去两分，因为人家觉得女儿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阵子我去曹叔八娘那里，或偶尔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来，我们的话题往往不知不觉地就转到了房子上。涧表妹很少到我家来，涓表妹根本就不来，因为她自从考大学失利以后，就抱定了某种其实是过分的决心。据曹叔八娘说她在家跟他们话也很少，跟姐姐和爷爷甚至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一天到晚坐在屋角的书桌前温书——那书桌别人都自觉地不用，尽着她独享——我去他们家时，她往往头也不抬地继续背书、做题，所以我对她留下的印象，只有两个反射着光影的近视镜的圆片儿，以及偶尔发出的“你们声音小点儿行不行？！”的呼声；吃饭她往往不到厨房的小桌边，而由八娘把饭菜给她端到书桌上去。
但有一天忽然有人敲我们住的那间平房小屋的门，开门一看我愣住了：是涓表妹。我把她让进屋来，只觉得眼前是她那副高度近视镜的圆片儿冷冷地放着光。我简直想不出她跑来找我的道理。她摘下了眼镜，我这才发现她原来也有一双富有感情的眼睛，我看见她眼眶里蓄满泪水，她掏出手帕去揩那泪水，这时我心里一紧，慌慌地问：“怎么了？”她用悲戚的声音告诉我：“爷爷死了……我爸突然犯病，我妈让你去帮忙……”
我举起脚就跟涓表妹到了八娘家，帮着料理一切。我发现不仅曹叔在失去父亲以后从内心里迸发出了强烈的人子之情，八娘和表妹们也都真的流泻出超乎我预料的悲痛。原来爷爷在大限来临之前，挣扎着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能为分房子坚持到底……”的确，按分房委员会的计分法及规定，他家爷爷一死，他们就不再可能分到三居室而只能分到两居室。
当我陪着曹叔去寄存曹爷爷的骨灰盒时，我痛切地感觉到那盒骨灰在分房计分表中值整整五分。我脑子里不知为什么浮出了那胡同院中的土山和四角亭。后来我再骑车去那院墙外张望，土山连同四角亭都没有了，那里正在盖一座楼房。原有的居民都迁走了，因此我也不可能在那里遇上一位端着脏土盆倒垃圾的小脚老太太了。去了，去了，该去的都在离去。
去的在去，来的倒也在来。企盼的和未曾料到的，该来的都来。
80年代以后，我自己家的各个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良性变化，这暂且不说它；曹叔八娘一家也日渐好转起来，头一项，就是终于住进了新住宅区——团结湖的单元楼，而且分到的是三居室——曹爷爷临终遗言传出去以后，引起了普遍的同情；而且不仅家里明摆着有两个大女儿，沁表妹在上海的户口问题遇到了麻烦，她很可能不得不按有关“干校子女”的政策仍迁回北京，这就更促成了三居室的到手。
曹叔他们高高兴兴地迁入新居以后，八娘就到上海去了，一来去看望多年不见的兄妹，二来好把沁表妹的户口归属落实——这倒不成为她的心病，因为无论沁表妹最后是在上海落户还是回北京团聚，都令人高兴，只要不再悬着就好。此外还有一桩喜事——四娘那已经35岁多年落实不了对象的儿子沈锡松，终于宣布要在国庆节结婚，八娘正好可以赶上他的婚礼，热闹一番。
八娘去到上海一周，忽然一天中午曹叔到我家来，爱人上工去了，我不会做饭，便请曹叔上什刹海边银锭桥畔的烤肉季去小酌。直到落座以后，我才发现曹叔眼神有些异样。我原以为他是八娘不在，发闷无聊才来找我消遣消遣的，看他那眼神我猜想是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是涧表妹又有什么古怪的表现？是涓表妹高考再一次失利后精神状态不能稳定？我只是望着曹叔，等他开口。
我们的座位靠窗，望出去是湖畔高高的杨树，以及它们倒映在湖中又被微风吹得不断抖动的图像，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在湖边倚着铁栅栏打瞌睡，那些插在玻璃匣子内外的糖葫芦无人问津，倒引来了几只粉蝶上下翻飞；曹叔望着窗外良久，才呷了一口白酒，幽幽地对我说：“你四娘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