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使社会角色有 更多的自由 ，如允许警察留胡子和“时髦的”发式。然而，通常当我们考虑自由意志决定时，我们常常指的是生活中那些较为隐私的方面。正是在这里我们希望一个人能自己 作出决定，并在作出决定的同时反映出自己独特的自决自由。
事情的另一面是，有时，我们会决定放弃自己的自由而遵循别人的指示。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指出的，使自己藏而不露的最重要的形式很可能出现在宗教生活中（见ｐ １ ８４）。当一个人决定献身于自己的上帝时，他就常常有一种超脱的得益感，觉得自己不必为每一项生活断言寻找理由了，而由此得到的方向信念显然是有益的。这时，有关他的信仰的特定宗教著作（如圣经、古兰经等）就成了他发出行为的毫无疑义的根据（精神决定论）。当一个人献身于上帝时，自决的内容似乎是：自决应该是在一段时间的自我检讨之后作出的；在这段时间的自我检讨中他将努力理顺自己的生活。换言之，一个人的宗教就像任何生活上的承诺一样，应在某一阶段上成为不仅仅是一些不经个人肯定而遵循的死板的原则和礼仪。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一个人行为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虽然自决最终会弱化，可是，选择一种宗教路线的个人的责任则总是明白无误的。
成功的婚姻伙伴常常允许对方在影响双方的生活领域内承担责任，如处理钱财问题和决定交友范围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协约，因为理想地说，配偶双方都应参与影响他们的一切选择。但是，这得随有关人的独特评价而定。只要婚姻的一方在觉得被放弃的活动不合胃口或没有多大关系，然后又 事实上真的 执意放弃其责任，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变态或者它会以任何方式贬低当事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人在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中否定责任，而不对何时承担责任、何时放弃责任或何时把责任转授给别 人作出选择，并一味地逃避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就遇到一组完全不同的情况了。在这种场合，我们将会满有理由地认为这是一种变态的行为模式，或是一种信心水平的明显下降（见上述第４点）。
对这种放弃自由较深一步的理解是：我们作为人类总是求助于那些我们所积极评价的人的论点和态度。这在心理上叫做认同或模仿。当我们觉得需要找到行为的根据时，我们就会四处寻找，并用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的行为和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行为模式。当然，我们不必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有任何实际接触。我们可以与历史人物的观点认同，也可以与现在依然活着但我们从未遇见过的作家的作品认同。与我们将圣……文作为自己的行为根据（响应）一样，我们也可以接受这些作家的观点，以此来塑造自己的现行生活方式。我们也以这种方式构想论据为自己的断言辩护。当我们为自己个人的观点取得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在面对试图影响我们的第一位辩论家时我们就会变得不那么脆弱了。
人需要从与别人共有的论点和态度中选择方向。这种需要的有害结果是：我们能被通常所谓的宣传手法所说服和操纵（精神决定论）。我们还易受有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影响。我们对他们个人的评价使得我们的思想带上他们的哲学和政策的色彩。在这方面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对德国人的统治。希特勒在统一德国人，以夺取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决定力既引人注目，但又令人触目惊心。但是，我们绝不能让这一例子或其他有关的事例歪曲我们对人们在有意识地放弃生活中某些方面的 自决时所得到的潜在利益的认识。这一点将把我们引向行为中潜意识因素可能性的讨论。
８． 不要忽视 、 但也不要过高估计行为中潜意识因素的重要性 。 要尽力分析和处理一个问题的正确 ？因 ， 因为这正是潜意识因素通常进入的地方 。
在第三章（ｐ．４６），我们看到了观念和语言词语严格的概念决定跟潜意识因素对行为的决定何等相似。这两者都是精神（目的因）决定的形式。我们在谋生中使用未经检查的假设时，那是潜意识的。这种潜意识就像我们晚上梦见某些主题或有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些能揭示我们隐藏的动机的口误所表现的潜意识一样（见第七章，ｐ．１３４）。有的人倾向于把“潜意识心理”具体化，认为它与“意识心理”完全是两码事，并以不同的思维机制或规律而进行工作。事实上，正如我们对弗洛伊德的研究所揭示的，在推理方式上，意识心理活动和潜意识心理活动之间 没有不同 （见第七章，ｐ．１３２和第八章，ｐ．１５５）。如果心理活动的这两个方面完全不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行不通了。
把潜意识的东西与意识的东西明显区别开来的，是被延伸的、 作为根据的意义 。我们需要职业专家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潜意识断言。但是，要说我们无法独自取得这样的认识，或者说如果依赖专家我们就会丧失了这个自我研究过程中的自由意志判断，这都不正确。弗洛伊德后来认识到，他的“治疗”方法最困难的一面是使人们转而接受他对他们［通过内省设想的］潜意识动机的解释。正如上面所指出的 （见第２点），要使一个人以与他所意欲的生活价值观相反的方式进行思维是不容易的。精神分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它要通过对一个人的生活作详细的检查，从而使他转而重新构思他的生活赖以实施的剧本。
可是，如果一个逐渐成熟的人在人生的早期就能开始公开检查他对事物所作的前提，就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辩证推理能力，并因此而认识到自己的观点常常是矛盾的，行为是不连贯的，那么结果又怎么样呢？这种辩证本质的另一个方面是，人类会忽视、否认、“抑制”自己的意向。我们不愿承认有关自己的某些东西。我们不愿面对具有潜在威胁的形势的挑战，也不愿面对我们必须在生活中作出的有威胁性的决定。所有这些因素都进入了所谓的潜意识行为之中。而且，如果我们真能认识到正是我们作为个体需要培养出这样一种自我认识的意识，那么我们最终就不那么需要担心一个潜意识的心灵可能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我们只有 一个心灵 ，但这个心灵对可能或不可能被外显行为实行的东西具有 很多 观点、很多可能的暗含意义和判断。如果我们能无所畏惧地认识了这个“很多”，那个一个就会出现，就不会使那些被称为“潜意识促进剂”或“双重人格”的裂缝得以发展。
第十一章已经阐述了很多实用的检查生活前提（断言、根据等等）的粗略方法。现在，我们可以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按那四种原因提出一个方案。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辩证地推理的，因而我们的心灵中就会闪现出各种观念。这些观念本质上是矛盾的，所以我们觉得它们不符合逻辑或甚至不合道德。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必定会认识到我们如何构想一个生活问题将会影响我们制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人们通常在给自己提出正确的问题之前就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在构想一个关于某种个人问题的富有成果的提问时，以下步骤或许对读者有所帮助：
１．“我在担忧什么？我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２．“牵涉在内的原因有哪些？这是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的问题，还是目的因的问题？我可以按上述中的一个或多个因果意义来对问题作出新的构想吗？”
３．“按照我的新构想，解决方法是什么？我是在用正确的因果意义去解决正确的因果问题吗？还是我把自己的原因混淆起来了？”
４．“我已经开始用第３点解决问题了吗？”如果不是，请按第３点的问题重复前三个步骤。
我们加上第４点是因为所谓的潜意识阻力可能被认为在这里出现。人会拒绝考虑他赖以作出行为的可供选择的根据。例如，假设一个人用这个方案对自己的问题作如下思考：
１．“我在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我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自己应有的健康水平。
”
２．“我觉得质料因和动力因与身体状况明显有关。
”
３．“我想我应该去看医生。 ”
４．“不，我没有解决任何东西，因为我并不信任医 生。”
这时，如果此人能使自己的思考集中在第３点所显示的问题上，他就会重新作出检查如下：
１．“我得承认我怕医生。 ”
２．“这种害怕心理看来不是质料因或动力因。它跟我的观念有关。使我难以决断的正是形式因和目的因的问题。这才是我 真正的 担忧！”
３．“我必须先克服在医生这个问题上的犹疑，然后才能解决健康上的问题。”
４．“对，现在我才走上了正轨。只有 我 自己才能解决这种恐惧心理。然后，医生就可以对我的身体状况有所作为。但是看医生的想法却使我如此害怕，甚至一想到看医生我就怕得要命。这涉及的是什么问题？我究竟是如何看待医生的？这就把我带回到第１点上去了。让我们看看……”
很明显，这样一个方案对解决长期性的大问题是明显地过于简单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请专门人员帮助。可是，作为第一步，这至少可以使人弄清楚一个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这个人可能有身体上的问题，要为此而担心的是医生而不是他。如果他能重新构想“医生”的定义，把医生看作是保持人们一般健康的专门人员，而不是一个人们在晚期病症的临终阶段才去咨询的人，那么他这种反复的烦扰不安就会最终 被消除。或者他可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一点也不是健康问题，而是他最初同意去看医生时所暗含的怕死心理。这是目的因而不是质料因的担忧。这还使这个人对自己的东西（即他自己最重要的生活断言）有所认识。
由此可见，这个方案虽然未能揭示潜意识动机形成过程的所有细微方面，但它可以鼓励一个人考虑多种抉择，并使他看到我们有时如何为错误的问题去寻找答案，有时却又从错误的因果关系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没有这样的检查，这个人可能吃了一种又一种专利药物，但却避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因为他所考虑的问题是错误的。效率高的人似乎总能准确地勾画出自己的问题并能 有意识地 采取正确的步骤去加以解决。有意识努力和潜意识努力属于同一精神级别。我们绝不能得到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我们的潜意识影响是机械力，是以动力因或质料因为基础的。心灵的两个方面都进行响应，当我们学会了如何检查去生活断言以后，我们就能保证这两个方面之间有更为公开与诚实的交流，尽管还会有矛盾发生。
９． 情绪反应是自发地出现的 ， 但我们可以随自己的感情作出有意识的努力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