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善待别人。善待别人的最好方法是宽容别人。”一张1元钞加人讨论，他的话挺深刻。
来为男孩于捐款的人络绎不绝。护士们将我们这些钞票分门别类清点打捆。
“已经有8万元了。”一天，一位长得很可爱的护士向大家宣布。
给男孩子治病的费用已经绰绰有余了。
我们被送进医院的财务室。
医生开始准备为男孩子做骨髓移植手术。
有钱挡不住生病。生病最怕没钱。
是我们而不是医生救了那男孩子的命。
我们被锁进医院财务室的保险柜。保险柜里漆黑一片，还密不透风、后来，我无数次接触保险柜。我讨厌这东西，像监狱一样。没有盗窃犯，就没有保险柜生意，是小偷给保险柜构筑了市场。保险柜越多，说明小偷越多。
保险柜是人类为钞票准备的监狱。
监狱是人类为小偷准备的保险柜。
没有我们，就没有小偷。没有小偷，就没有保险柜，也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就没有警匪故事片。没有警匪片，就没有电影明星。没有电影明星，就没有追星族。没有追星族，就没有对追星族冷嘲热讽的报刊专栏作家。没有专栏作家，就没有报刊。没有报刊，就没有印刷业……
地球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互相连接的。连不上的，陆续被淘汰出局。
不知怎么搞的，我希望我和我的同胞早点儿被淘汰。
我在保险柜里被关了三天，全靠和同胞聊天打发时光。经常有同胞随时被关进来，他们向我们透露外界的种种信息。
我渴望尽快离开这监狱。
“在保险柜里呆烦了吧？”挨着我的一张百元钞问我。
“在保险柜里烦，出去也烦。”我说。
“我第一次走出银行时，也像你这样，慢慢就适应了。你必须正视自己的身份。人看不惯这世界，可以出家当和尚尼姑。咱们不行，咱们没有自主权。”他说。
正在这时，保险柜的号码锁发出了转动的声音。
“咱们又要重见阳光了。”那百元钞说。
“不知谁运气好，能出去。”我还是喜欢出去，尽管外边不尽如人意。
出纳的手拿住了我所在的这捆钞票。我和同胞们一起离开了保险柜。
出纳将我们交给一位穿白大褂的小姐。那小姐将我们数了一遍。
她给出纳写了张收条。
白大褂小姐拿着我们离开财务室，她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问有玻璃墙的房间。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身边的那张百元钞。
“不知道，我是头一次进医院。”他说。
“献血的地方。”另一张来过医院的钞票告诉我们。
“献血？’
“人类的身上离不开血。有时有的人缺血了，需要别人给他输点儿。”
“能给别人输血的人不错。”我说。
“也不是白输，现在输血成了挣钱的一种方法，准确地说，是卖血。她把咱们拿到这儿来，就是拿咱们当给卖血的人的报酬。”那钞票说。
“卖血？”我这才知道人身上的原装东西也是一种商品，也可以换钱。
我看见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将胳膊伸进玻璃墙上的小洞里，护土用胶皮管勒他的胳膊。他的血管在胶皮管的逼迫下万般无奈地膨胀给护士看。
护士拿起粗大的针管，极其职业化地将针头准确地刺进大汉的血管。瞬间，针管由白变红。我看见了血，维持人类生存的液体。
大汉旁边坐着一个面容樵悴的男人，他大约四十一二岁，像乡下人。
“你不能再卖血了，你这个月已经卖了两次了。”一位护士对乡下人说。
“又是你，不想活啦？”另一位护士也加人了劝阻乡下人卖血的行列。
我渐渐听明白了，乡下人卖血是为了供孩子上学。他家特穷，可他一心要让儿子读书。他从儿子上个学一年级开始卖血，一直卖了1O年。
有一位护士偷偷擦眼泪。她们凑了30元钱送给乡下人。
刚刚抽完血的大汉也掏出10元钱送给乡下人。
我头一次切身体会到我们钱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人类居然不惜拿血换取我们。
一位护土把我和另一张百元钞抽出来，递给那位大汉。我和那位同胞成了大汉这次卖血的报酬：200元钱。
大汉将我们装进上衣的内兜，走出医院。
大汉走进一家商店，用我的同胞买了一些廉价的学习用具。我猜测他也是为了孩子上学卖血。
如果走投无路，几乎所有父母都会为了孩子卖血。孩子长大了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十有八九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报答父母、但他们会为自己的孩子卖血。这是我后来发现的。
大汉住在一家挺不错的宾馆，我不相信能住得起这样规模的宾馆的人会去卖血。
当他走进一间有两张床的标准客房时，房间里的一个人对他的称呼吓了我一跳。
“巩副市长，回来啦。”那人说。
“回来了，给孩子买了点儿文具。”大汉由于刚抽完血，显然有些疲惫。
副市长？副市长卖血？！
刹那间，我觉得人类特有希望。
副市长卖血，凭这5个字，我就能无条件地爱人类。
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一这位姓巩的大汉是这个国家边远贫困地区一个市的副市长。他收养了在一次地震灾害中失去了父母的3个孤儿，他还要养活自己的孩子和家眷，而他的工资一个月只有700元。
为了让孩子们过得好一些，他偷偷地卖血，这是第3次。这次，他是利用到这座城市开会的机会偷偷地卖血。
副市长肯定有权弄钱，但他不。
我希望这个国家的官都这样。
如果都这样，保准再没有老百姓去卖血。
我在巩副市长的衣兜里呆了一天，他的身上就我这么一张百元钞，其余的只是几张少得可怜的零钱。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夸耀。不管什么人不论夸耀什么都是浅薄的表现。
不知为什么，我在他的身上悟出这样的道理。
这是一次全国市长会议。参加会的都是来自各地的市长副市长，他们几乎把这座宾馆住满了。
由于巩副市长，我对这些市长们都肃然起敬。当官一定要把自己当做老百姓的儿子孙子，如果当官把自己当成老百姓的父母，就是狗官。
在晚饭的餐桌旁，一位挺年轻的市长问大家：
“谁有新钞？100元的。和我换一张。我一会儿去看一个亲戚，给外甥点儿见面礼，新钞看着舒服些。”
巩副市长将手伸进衣兜，我被他从兜里拿出来，递给那位年轻的市长。
“谢谢。”年轻市长用一张旧百元钞和巩副市长作了交换。
“张市长出手挺大方，一次就给100元。”有人和我的新主人开玩笑。
“头一次见外甥，应该表示表示嘛。”张市长说。
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巩副市长。
由于会议临时安排了一项活动，张市长没能去看外甥，我也就在他的钱包里住下了。
张市长39岁，年轻有为，是北方一座中等城市的市长。他仪表堂堂，说话干练有逻辑，很有魄力。
会议结束了，我随张市长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上天。虽然看不见外边，但我能感受到飞机引擎的轰。人类的确下是等闲之辈，愣是用4个发动机把这么多人从一个地方腾空换到另一个地方。
下飞机后，张币长坐上了专程来接他的汽车。
“不忙回家，先去街上转转。”张市长对秘书说。
秘书吩咐司机。
张市长下飞机后不回家，先视察市容。我听见坐在前排的秘书使用车载电话通知电视台。
从前我在电视上见过市长视察工作的新闻，当时我觉得市长挺累，走到哪儿都有摄像机跟着。
我觉得那秘书不该主动打电话招摄像机。
电视台的采访车很快跟上了我们的汽车，摄像师扛着机器从打开的汽车顶盖上站出来拍市长的汽车。
行人纷纷驻是观看。
张市长示意司机停车。
张市长下车同市民聊天。聊物价，聊就业，聊住房，聊医疗费。
电视台的记者把浑身漆黑的录音话筒往张市长嘴边捅。张市长面对镜头谈笑风生。我发现他的一只胳膊总爱呈弯曲状、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下意识地模仿我身上的一位人物。
张市长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他脱下外衣挂在衣架上，我所在的钱包在外衣的内兜里。
他的家庭成员有妻子和女凡。女儿已经睡觉了，妻子在等他。
张市长吃妻子给他准备的夜餐。他一边吃还一边向妻子说这次外出开会的趣事。
第二天一早，秘书来敲门，说是有急事。张市长匆忙中连外衣也没穿，跟着秘书走了。
呆了一会儿，市长的妻子和女儿也出门上班上学去了。
房子里很静。窗外不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大约在9点多钟的时候，窗户那个方向出现挺恐怖的声音，像是撬插销。
“小偷！”钱包里的一张5元钞提醒大家。
开始我还不信。我觉得小偷不敢到市长家行窃。
事实证明5元钞的判断是正确的。
两名小偷偷到了市长家。
真正令我吃惊的事还在后边。
这两个窃贼居然从一个沙发的垫子下边翻出了几十捆百元钞，凭我的经验观测，少说也有几十万元。
他俩将钱和其他搜寻到的值钱的东西席卷而去。他们没注意我们所在的外衣。
“张市长一个月挣多少钱？”5元钞问大家。
“大约一千多吧？”另一张1元钞说。
“他怎么会有几十万元钱？”我问同胞，又像是在问自己。
“我知道有一种罪叫巨额财产来历不朋罪。如果一个人说不出大大超过他的收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就算是犯了罪。”一张10元钞说。
“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我重复了一遍。
“一位姓陈的副局长曾经给我当过主，他就犯了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当检察院立案查他的，他跑到一片树林里自杀了。” 10元钞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经历。
谁也不说话了。
我为张市长捏了一把汗。
中午，张市长的妻子回家发现被盗，她立即打电话报警。
市长家被盗，显然是这座城市的大事。几分钟后，警察就来到现场。
市长也赶回来了。他等警察走后，埋怨妻子不应该报案。
妻子似乎明白了，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
那两个小偷当天就被抓住了。警察从小偷家抄到了几十万元钱。
张市长和妻子在家里得到信息后急得团团转。张市长打电话给两家公司的总经理，要求他们暂时当这笔巨款的主人，就说是托张市长买东西的货款。
一切都无济于事。
3天后的一个下午，张市长被检察院铐走了。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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