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林徽因生于1904年，徐志摩生于1897年，明明相差七岁，苗文却说成徐“比林年长九岁”。苗文说，“在徐回国后不长的时间里（指1922年）即传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的消息”。事实是梁、林订婚迟至他俩结婚前夕的1927年12月18日才有隆重大礼（见《梁启超年谱长编》）。虽说此前有过口头的婚嫁之论，然而只是说说而已。苗文又说“1921年春夏季节徐已与林徽因在英伦展开了中国新诗史上最出名的恋爱”。这场以讹传讹的著名“恋爱”，至今并未得到有力证实（参见拙文《林徽因、徐志摩“恋情”考辨》，载拙著《才女的世界》），其实只是徐志摩的单恋，连苗先生自己也承认，“在林（徽因）生前的岁月里一直没有清楚披露过当年在英伦恋曲中是否爱上了诗人（徐志摩）”，前后自相矛盾。苗文还批评徐志摩后来“在国内追求林徽因的行动上懦弱踯躅，裹足不前”，这也与史实大相径庭。林徽因从伦敦回国与梁思成恋爱，直至林、梁双双赴美留学，徐志摩始终没有放弃追林。梁实秋有一篇《赛珍珠与徐志摩》回忆，说梁、林热恋期间，每周在北海公园的松坡图书馆约会，而“徐志摩时常至松坡图书馆去做不受欢迎的第三者”，梁思成不得已在门上贴了一张谢客告示：“Lovers
we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因而“志摩只得怏怏而去，从此退出竞逐”。对于研究徐志摩的学者，这不算一条太难找的史料。而1924年接待泰戈尔的繁忙之际，徐志摩依然偷闲表达恋情，那半封车站上未能写完的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并且残信全文引入苗的文章，何以引过即忘，再次自相矛盾？
如此错用史料，“硬伤”不断，苗先生文章当然难以如他所期望的“逼近历史事实”，一系列“新断语”的谬误当然也是难免的了。我仿佛觉得刚开过的徐志摩研讨会并未结束，或者说，会上我那个发言“辨析徐志摩与林徽因恋情”引起的话题还在继续。一位徐志摩传记著者会下交谈时对我说，要证明林徽因没有回应徐志摩追求，你的材料还欠充足。我笑而未答，之后和另一位徐志摩传记著者讨论，我禁不住感慨道，林徽因有无爱过徐志摩这一问题，你们总要求我摆出充足材料证明其无，却不看看自己证明其有的材料是否充足。苗先生文章开篇即申言：“利用众所周知的琐碎史料去逼近历史事实，作出回应于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新断语。”这本是可取的研究方法，遗憾的是，苗先生没有意识到，“众所周知”的史料不等于十分准确的史料，尚需认真辨析、去伪存真。这在林徽因、徐志摩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出于种种原因，关于林、徐“恋情”捕风捉影、以讹传讹，有时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研究者更须谨慎采用。
当然，认真辨析，去伪存真，是很费精力的事。就如徐志摩情爱研究，除了要对徐志摩生平了如指掌，还应对相关者的生平以及思想有所了解。林徽因、梁思成固然不在话下，既然说到了梁启超，对他也不能不求个起码的了解。虽然不必详尽考察十九世纪末他那一段政治生涯，但是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行状总是难以无视的。最好再翻翻《梁启超年谱长编》，那里面有多少第一手的确凿可靠的史料啊！遇上史料之间抵牾，非得鉴别取舍，似乎又得投付额外精力。这样去研究需多耗成倍精力，是时下许多学者不愿为之的。近些年来浮躁学风愈演愈烈，浮躁表现之一是重论轻史。论从史出，以论带史，这道理并不难懂。可是有些学者依据现成、就近的资料，凭他才气，短时间里便能发表万言宏论，新观点每每见载于媒体，他们何乐而不为。至于史料研究，原属学术整体中的“二传手”，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如果问题细小无法长篇大论，不能达到多少千字的规定，将拒于科研统计之外。厚彼薄此，难怪今日史料专家少得可怜。在浮躁的学术氛围里，新论怪论层出不穷，看着热热闹闹，其实荒凉得很，就如苗先生大作，貌似论从史出，实出自一连串偏颇、有误乃至想当然的史料。其新论的基础像一堆伪劣砖块，不必讨论上面房子如何，抽掉伪劣砖块，房子本身便不复存在了。日前连连披露学术剽窃事件，颇引起学界公愤，声讨之声四起。声讨是应当的，但要看到，剽窃乃长期不良学风结出的恶果。学风如此下去，剽窃难以绝迹。再说，剽窃事关品德，一旦败露则声名狼藉。浮躁成风，又谬论横行，其混淆视听，不易察觉。就学术事业发展而言，它的危害或许有甚于剽窃。有感于此，写成与苗雪原先生商榷文章，若言语过激，请苗先生谅解。
关于四位大师撰的四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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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的文章（以下简称《四》文），文中介绍了早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所撰的四副挽联，并对它们逐联进行了解述。这些解述，自然是为了帮助读者深入解读这些名联而作的，读了以后，笔者认为，它们似难达到其预期效果。因为人们读这些挽联，如果有读不懂的地方，不是它们的主题大意，而是它们的某些词句，其中或用典，或隐含着一些有关逝者和挽者之间的情和事，且多以曲笔出之，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四》文的主要不足，就在于对联中词句的解释方面。例如，在解述梁、王、陈诸联时，只写了一些“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言表”、“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之类赞誉的话，对联中的词句，均未作解释；对赵联，虽然逐句作了解释，但有的地方，似不符合联中原意。
赵元任挽刘半农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四》文作者把本联中的“唱双簧”说成是一个新典，说是指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写双簧信的事，是不对的。此点业已由樊谦先生在2002年第6期《书屋》上指出，此不赘述。
＇下联＇首句中，“数人”指“数人会”中的数人。该会是由刘半农发起组织的，除刘本人外，参加者有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和林语堂等数人，每月聚会一次，讨论和研究语音和方言方面的问题。本句隐含对刘半农在数人会中的作用和功绩的赞誉，深为刘的逝世而惋惜，宜与下面—句联系起来读。下面一句“叫我如何不想他”，是化用了刘半农所作的歌词名句“叫我如何不想她”（将“她”字改为“他”字），用来表达对逝者想念之情，一语而双关，构思巧妙，是本联中一个艺术亮点，也使得本联“一句成名”。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下。有的书上把刘半农所作的这首新诗中的“她”字写成“他”字，进而有人据此说，赵元任此联的最后一句是刘半农诗中的原句（如《四》文就是这样）。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理由如下：（1）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中载有此诗，均用“她”字。（2）刘半农的女儿刘小蕙所著的书《父亲刘半农》中有如下记载：“1920年9月在伦敦作《叫我如何不想她》，诗中首次将‘她’字引入诗句”；及“赵伯伯坐在钢琴前弹起我们熟悉而且喜欢听的歌《叫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由父亲作词，赵伯伯作曲”〔1〕等等。（3）该诗句中的“她”是指祖国的美好河山，如用“他”字，不妥。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提出来讨论，是因为在汉字中，这个“她”字，似乎是刘半农先生首创，而且首次用于他自己的诗中，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梁启超挽康有为联：
祝宗祈死，两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上联＇1927年，康有为做七十寿辰，当时在天津的废帝溥仪派人送了一幅御书黄匾给他。他受宠若惊，立即亲自具折谢恩，折中历述他一生保皇经过，其中最后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本上联的最好注脚：“虽尽瘁连年，尝复明辟（按：康有为是“张勋复辟”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人事多阻，天变日深（按：指“张勋复辟”破灭）。近乃黄屋蒙尘，郊宫鞠草（按：指溥仪被赶出故宫一事），臣回天无术，行泽悲吟，每念国家而咎心，宜使祝宗而祈死。”写此折后仅月余，康有为就病逝了。本联首句中的“祝宗祈死”一词，即源出此谢折。折上的话，也说明了他“祈死”的原因。次句“两眼久枯”则是形容其祈死之心切。以下“翻幸”和“卒免”两句，只不过是把谢折上的话加以引申罢了。
＇下联＇首句中，“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有人解释为“盖指其西游衡庐后即逝世也”〔2〕。笔者认为，这两句话均含典故，有更深层次的涵义。《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据注疏中的解释，这是“孔子将殁之征，故以孔子曰：‘吾道穷矣’”。又《汉书·艺文志》：“昔孔子殁而微言绝。”可见这里梁启超是把康有为之死比为孔子之死，所以在次句中用“正恐天之将丧”这样的重笔来形容康死对国人造成的重大损失。最后一句中的“吾党”非指某政党，应作吾俦解。顺便指出，《四》文把该句中的“山颓木坏”写为“山颓本坏”，“本”当为“木”之误。
梁启超曾是康有为的门人弟子，早年追随康有为，后来两人因政见纷歧，由疏远而致对立，到了“张勋复辟”时，两人更是情同水火，康甚至诋梁为枭獍；后来两人又和好如初。康逝世时梁在所作的祭文中，仍尊康为师，对康有为为世人所诟骂的参与复辟一事，更曲为之辩。本联中，梁用“山颓木坏”一词来形容他的悲仰，可能是真情。
陈寅恪挽王国维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1927年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由他遗体的衣袋中搜得遗嘱—封。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我死后……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等语。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的一位享有崇高学术威望的学者。他在史学、古文字学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西洋唯心主义古典哲学，也有深湛研究。特别是其治学方法，更是开一时之风气。正因为如此，学人对他的早逝无不痛惜。关于他投湖自尽的原因，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是“殉清”，但陈寅恪独倡“殉文化和纲常”之说，他在那篇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不过，本联如用“殉清说”来解读，也通。
＇上联＇首句中，“十七年”指1911年至1927年。其间：辛亥革命成功和清帝被迫逊位（1911年）、“张勋复辟”事件破灭（1917年）、废帝溥仪被赶出故宫（1924年）以及北伐军直逼北京（1927年）等接二连三的重大世变，使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