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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人在知识领域贯彻庄子的寓言原则（传授技术后就把语言忘掉，对抽象理论不屑一顾）毕竟是一种极端实用主义的目光短浅的话，那么寓言原则在艺术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则找到了独擅胜场的自由天地而大放异彩，创造出中华古文明中最足以傲世骄人的一个恢宏绚烂的诗意宇宙。如前所述，西方能指主义文明无视语言客观存在的多义性和歧义性，用定义原则生捆硬绑地强迫主观意指就范于干巴巴的概念性义指，并在强大的思维惯性作用下波及艺术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使基督教世界在文艺复兴以前几乎是一片艺术荒地，文艺复兴以后的艺术和诗歌中依然充满了能指化、概念化、科学化的说教和训诫，只有本身就是能指艺术的音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受指主义对能指的客观真理性的怀疑，正是植根于语言客观存在的多义性和歧义性。墨家假借客观权威“天志”一“同”天下之“义”（应为“意”）的努力又归于失败，并被迫退出文化主流后很快消于无形；而道家反对主观权威——圣人和君王一“正”天下之“名”、提倡复归结绳而治的前语言文化的主张，也因其逆文明潮流而动必然地受挫以后，却因祸得福，始料所不及地为中国文明找到了一条既非能指主义又不完全放弃语言的独特道路。庄子本为反对语言而提出的寓言原则也阴差阳错地成为其后中国一切语言思维尤其是诗歌思维的主导性原则，而《庄子》一书的语言也违背庄子本人关于“得意忘言”的教导，成为中国人最不能忘怀的语言极品，中国人再也没有把“汪洋恣肆”这个品词赠予第二个人和第二本书，而且中国古代几乎任何一本重要经典都有不止一本模仿性著作，惟独《庄子》一书没有一本仿作（袁宏道拙劣的《广庄》实在算不上仿作），因为它被公认为是不可企及的。其实这也毫不奇怪。正因为庄子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洞悉语言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认定语言对人类追求最高的“道”毫无帮助，所以他能充分自觉地利用语言的多义性和歧义性来写出不可超越的杰作。但后人却把他的寓言原则反其“意”而用之，忘记庄子的教导，以《庄子》为样品，索性还自然语言以本来面目，放任语言客观存在的多义性和歧义性，并在这个基础上用各种手段赋予语言尽可能多的主观寓意。而且与能指主义文化截然相反，中国人认为主观寓“意”高于客观语“义”。这就是著名的“诗言志”传统。“志”者，在心为“意”，在“言”为志，至今中国人“意志”并称。在寓言原则指导下，中国古典诗歌杰作的每个字都是微妙鲜活、韵味无穷的；有诗为证，无须辞费。对语言的非功利的、纯游戏的审美态度，使最轻视语言客观真理性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语言艺术品类，如对联、谜语、回文、藏头诗、歇后语、绕口令……等等，不胜枚举；它对提高中国人的想像力、理解力和幽默感也是功德无量的。思维惯性之所及，中国的书画、音乐、园林建筑无不意韵悠远、玲珑隽永、巧夺天工。相形之下，中国的诗歌理论和艺术理论由于缺乏类似希腊逻辑的形式化能指工具，始终流于极不相称的幼稚肤浅和支离破碎，以著名的“赋、比、兴”为例，就聚讼千年而混沌如故。寓言传统的另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导致历代统治者对文学作品中查无实据、或真或假的讽刺、影射，具有妄想狂式的神经过敏，从轻视语言的极端走到了仇视性地重视语言的另一极端，制造了许多无论真假都毫无必要的文字狱。
四
综上所述，我认为不妨把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的基督教能指主义文明称为“文化的文明”，而把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的中华受指主义文明称为“诗化的文明”。孟子曾经询问：“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认为答案就是“思维”。但思维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载体就是语言，思维的全面渗透奠基了文明，语言及其产物则全面建构和实现了由思维所决定的文明大厦，中西两大文明的全面差异恰恰是由于各自思维层次、文明本位和语言观、世界观的基本不同。可以断言，在不改变各自一元化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试图全面克服和超越本文明的根本局限，切实吸收和移植其他文明的内在精华，不过是违反思维规律和文明本性的空洞口号，因而必将归于失败。如果企图以彻底抛弃本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另一种文明的思维方式来达到文明转型的目的，那么一方面，彻底抛弃自身文明必然是以否定其精华开始（否则批判就软弱无力），以丧失其精华告终，而固有文明的局限不但不会轻易克服，反而将因为失去制动闸而恶性地爆发；另一方面，全盘接受另一种思维方式及其文明又总是以崇拜其糟粕开始（否则转型就无法启动），以迷恋其糟粕告终，而异质文明的原有美质不但不会得到发扬光大，反而因为改变了语言载体而恶变为畸形。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必然是丧家之犬成为猛虎的一顿野餐。其所以失败，根源在于依然是用一种一元化思维代替原有的一元化，结果仍然是一种一元化思维，思维方式的元思维（即世界图式）的单一性主导结构毫无改变。因此中西文明包括以其他思维层次为本位的现有文明（如以所指即生命的终极意义为思维本位的印度文明）欲超越自身局限，首先就必须打破原有的创世神话，建立新的整合多元思维方式的世界图式，也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包容经过批判性改造的中西乃至其他可能的思维方式的新的形式化系统，其中每个层次的不同思维方式都各有其独擅胜场的领域而又互不对立、互不排斥，却具有井然有序的有机联系。这样，建设全球性未来新文明才是可能的。
注释：
〔1〕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2〕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页。
〔4〕〔11〕参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图象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5〕〔6〕罗素：《论指谓》，《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85页。
〔7〕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8〕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248页。
〔9〕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10〕参见谭嗣同：《仁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参见《庄子·齐物论》。
〔13〕〔23〕见《庄子·天下》。
〔14〕〔15〕〔16〕〔17〕〔18〕均见《荀子》。
〔19〕参见《论语》。
〔20〕均见《韩非子》。
〔21〕参见《尚书·尧典》。
〔22〕参见《商君书》。
〔24〕转引自《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
〔25〕转引自清·马《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分析
？ 李月军
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着政治行为的方式和结果。脱离了一定政治文化，与之相应的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就很难正常运行，故此，对近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作一梳理和评析，便具有某种鉴往知来的意义。
一、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第一，从上层政治文化方面讲，在改革开放前绝对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中，极左政治思想与理论（其凝聚化、规范化、系统化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政治文化的圭臬，在整个政治文化体系中拥有绝对至上不容置疑的地位，成为对内凝聚和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抑制内部“异端”政治文化，对外抗御外国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依据。亚政治文化的层次性不明显，并且为主导政治文化所同化。主导政治文化对内外异质政治文化表现出极端的傲慢与偏见乃至敌视。面对政治文化的这种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要求党内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群众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因为，破除原有封闭性政治文化是一个根本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此后的二十年中，中国政治方略经历了从人治—法制—法治的演变，最终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的治国方针。不难看出，这种政治方略变化背后是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有借鉴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的因素。1992年7月，乔石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说：“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几百年，其中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利用〔2〕。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上层政治文化实际上已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一面。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3〕这都表明上层政治文化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主导政治文化走向开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控制范围由全能转向有限。原来的政治文化强制地控制着乃至代替了大众文化。改革开放后，主导政治文化开始放松对大众文化的控制。从八十年代初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矛盾与争执。但大势所趋，强制性的政治文化已不可能继续控制本来不该它控制的领域了。
第二，从大众政治文化层面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尽管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整体上讲大众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意识等政治文化诸方面，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基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等因素使普通民众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的政治主体意识苏醒，封闭的大众政治文化开始主动向上层政治文化传输信息，与之进行双向交流。还有，二十年来，西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