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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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 第2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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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唐文化的留学生,对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唐德宗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时),自中国学法律归国的大和长岗与著名的归国留学生吉备真备,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矫正差误。大和长岗成为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法令家。至于中日两国学术文化方面的相互传流,留学生更是重要的媒介(详后)。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日本而外,最多的是新罗。新罗没有流传象日本那样详细的历史记录,但据《旧唐书》记,开成五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即有一百五人之多。《唐会要》记贞观时,高丽、百济、新罗遣子弟入国学。大抵自唐太宗时起,新罗等国即不断有留学生来到长安。开元时,唐遣邢畴去新罗吊祭,唐玄宗对邢畴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使充此。”新罗在当时是文化很高的国家,以至当时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学生去新罗留学。往来长安的新罗学生,不仅加强着新罗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渤海国数遣诸生来长安太学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传到了渤海。
  五、学问僧和求法僧长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唐初,即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长安。玄奘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佛学达到极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国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唐初来长安的僧侣中,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颇(光智)。波颇曾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法,后来到突厥传教。庙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来长安,住兴善寺翻译《大庄严论》等佛典。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长安。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耶(福生)到长安,令在慈恩寺安置。福生先曾游师子国和南海诸国,搜罗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带来中国。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诸国采取异药,六六三年重返长安。福生解无相,与玄奘所宗法相不合。是年,往真腊国采药,不再回长安。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游师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国,泛海至广州。唐朝廷敕迎就长安慈恩寺译经。中天竺僧戍婆揭罗僧诃(净师子)经迦湿弥罗至突厥,又经吐蕃来长安。著名的北天竺婆罗门僧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随叔父来长安,师事金刚智。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经诃陵、师子国,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五载还长安,携回经论五百余部并师子国王表。唐玄宗召见,许翻译所赍梵经,密宗经典由此传布开来。此外,久居长安的天竺僧人,如高宗时慧智父子世代居唐。慧智生于长安并在长安出家,善天竺语和唐言,成为译经的能手。那烂陀寺僧牟尼宝利(寂默)唐德宗时住长安慈恩寺译经,八○六年,死在慈恩寺。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二十余年,甚至达四十年。遣唐使人员入京,需经唐朝许可,同来僧人并非全入长安,但据日本现存史籍所载,确实到达长安或留住长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已有四十余人。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唐高宗时智通、智达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道慈于武则天时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后为日本三论宗创始人。荣叡、普照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叡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荣叡普照几次渡海失败,鉴真却终于在七五四年到达日本。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荣叡普照的功绩,也就不容忽视了。荣叡而后,影响较大的日本僧人是空海。空海在唐宪宗时来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密宗。归国时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经和梵字经疏。日本密宗自空海始大显扬。在日本显扬天台宗的大师最澄,与空海约略同时来唐,在天台山学法后归国,唐朝末年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圆仁,圆仁随遣唐使来中国后,先住扬州,后游佛教圣地五台山。到长安后,从元政、义真学密宗,又从在长安的南天竺僧宝月习悉昙(梵文)。归国时带回经典八百余部及佛像多种,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仁先后在中国十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纪录。
  六、乐工与舞士长安城内会集有大批的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他们经由不同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着各自的民族艺术。北朝时代,西域乐舞已陆续传入中国,唐代更为广泛传播。但唐代传入长安的域外艺术,已远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国家。
  拂菻的杂技幻术自汉代已传入中国,唐代更多有弄幻术的艺人来到长安。天竺国的杂技也在东汉安帝时就已传来。《旧唐书·乐志》说:“大抵散乐杂献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唐高宗时以其惊俗,曾一度禁止。唐睿宗时,婆罗门又献乐舞人(杂技人)。中亚昭武九姓国的音乐歌舞家,在长安城内,为数最多。安国的安辔新,被称为“舞胡”,曾以斥李茂贞而著名。唐高祖拜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纲上疏说:“今新造天下,……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考证家以为,安叱奴当是安国出生来长安的乐舞人。康国开元间献胡旋女子。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想见在长安的两国乐舞人,必然不少。曹国人曹保一家,以弹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孙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白居易《听曹刚(即纲)琵琶兼示重莲》诗说:“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又李绅悲悼曹善才的诗说:“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白居易《琵琶行》也称长安倡女曾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曹氏一家当是长安弹琵琶的泰斗。《太平广记》引卢言《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荣乃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刘禹锡曾有诗相赠:“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米嘉荣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为时所称。太和初,教坊中有善弄婆罗门,即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万槌,可能也是来自米国。开元间,史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刘言史有《王武俊宅观石国胡儿舞胡腾》诗,史国石国的乐舞人当也有不少旅居长安。
  南亚东亚诸国中,骠国曾在贞元时派遣国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带来十二(一作二十二)种乐曲,到长安演奏。所用舞乐器二十二种,皆与中国不同。白居易《骠国乐》说:“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音tǒu kuàng)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骠国乐舞受到德宗的重视,长安城轰动了。扶南国在隋代即有乐工来长安。《新唐书·音乐志》记“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诃陵的乐舞人也在咸通时来到中国。日本遣唐使有乐师画师随行,使臣中也每有音乐名家。如日本仁明朝之使臣准判官良岑长松善弹琴,藤原贞敏是琵琶名手,来长安后并从中国刘二郎学弹琵琶。东西方诸国的大批乐舞人才先后聚集在长安,对交流各国的民族艺术,贡献是巨大的。
  七、西域商贾长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通鉴·德宗纪》说,“九姓胡冒回约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新唐书·回鹘传》也说“昭武九姓国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除由回纥而来的一路外,在长安的西域商人,也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太平广记》引温庭筠《乾子》记一个故事说,长安的西域商人米亮曾劝说窦义买宅。米亮告窦义说,我劝你买下这宅子,是因为看到宅中有块奇石,是真正的于阗宝石。窦义找玉工来看,果然是奇货,可作三十副玉銙(音垮 kuǎ),每副值三千贯钱。米亮助窦义致富,居于长安崇贤里。这个米亮当是米国的珠宝商。段成式《西阳杂俎》也记有西域商人辨识珠宝的故事。长安平康坊菩萨寺僧为人设斋,斋毕,得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寺僧到长安西市找西域商人。商人大惊说,哪里来得此物!一定买下,不还价。寺僧要卖百千,西域商大笑。僧要价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与一千万,说这是宝骨。故事是否真实不可知,西域商善识珍宝,并且操纵着珍宝业,却是事实。对不识货的寺僧如实付价,因缘取利的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实,但正说明他们完全可以上下其手,获取暴利,致富是很容易的。西域商经营珍宝致富,为数最多,同时也“举质取利”,即兼营高利贷敲剥。长安城内贵族子弟商人百姓贷西域商本钱,岁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讼,纠葛不决。唐穆宗时,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与蕃客钱物交关”,并“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音诺nuò)”。近年西安近郊唐墓出土波斯银币,当是来自波斯商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邱,又多“胡店”。李商隐《杂纂·不相称》条有“穷波斯、病医人”。穷与波斯不相称,可知波斯商人多是富人。西域官商麕聚于长安,是一个庞大的剥削集团,但同时也就把西域的风习带来了长安。富商在东西方往来货殖,同时也往来传播着文化的种子。
  唐代长安聚集着如此众多的各行各业的各国人,盛况确实是空前的。对唐人说来,外域传来的文化,都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各国人说来,唐文化也是启迪心智的新见闻。长安是国内国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汉族居民而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以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场面。
  大抵世界上的民族,不论人口的多少,民族的小大,只要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都必然有它自己的特长,也都必然对世界文化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由于社会发展水准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在一个时期里,某些民族文化可能显得高一些,另一些民族显得低一些。或者甲民族在这一方面较高另一方面较差,乙民族这一方面较差另一方面较高。各民族一经接触,各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影响总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唐文化是当时世界上一个较高的文化,但也有它的不足处。传入长安的域外文化高低不同,但各有其优越处。唐文化摄取外域的新成分,丰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送给别人,贡献于世界。长安正就是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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