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漠中行走比作犁头翻耕土地一般。在悬诗中诗人用三十多行诗来描写骆驼，真正是不厌其祥。
塔拉法诗作的缺点，比较明显地表现在整首诗的内容不平衡，有时比较冗杂，表达感情有时过分夸张，缺乏内在逻辑性等方面。
塔拉法的遗世之作是一部约有657联的诗集。他的诗在九至十一世纪得到过注家的校注。
在蒙昧时代最著名的悼诗诗人是一位女性，名叫罕莎（约575－约664）。她是穆德里部族的女诗人，出生在一个颇有权势的家庭，很富有。她有两个兄弟，都曾是部落骑士，勇敢善战，但最后全都战死沙场。罕莎是一位感情丰富的女性，两个兄弟的惨死，使她痛不欲生，她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对兄弟们的深爱和怀念。
罕莎很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在诗中大量采用回忆的手法，一幕一幕地把自己兄弟昔日的美好品德再现出来。她还善于把感情的变化与自然的变化联系起来，使日出日落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她对兄弟萨赫尔的悼念尤为感人。
我永远不能忘记你，直到生命消殒、坟墓灭迹，啊，不能忘记你。
离开尊贵的萨赫尔那一天，我便失去生的欢愉和乐趣；
啊，慈母的眼泪，我不尽的哀思，时时将你悼念和追忆；
难道你真的一去不返了，日日夜夜安息在孤坟里！
罕莎生有好几个儿子，他们长大后都能打仗和作诗，后来他们都信奉了伊斯兰教，参加了穆斯林开疆拓土的圣战。他的儿子们在征服波斯的卡迪西亚会战中一个个战死，消息传来，她非但不显出痛惜，相反赞美起真主来。她感谢真主用她儿子们的死为她增添了荣誉。
罕莎诗歌中的哀惋之声极为真切，但有时过于重复，有时泻染过分，但总的来说是情浓而自然的，因此为历代诗评家所赞许。在诗歌的感情投入上，罕莎成为后代诗人的楷模，因此她在阿拉伯古代文学史上一直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有巨大的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这个时期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多过着部族游牧生活，诗歌把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记录下来，使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民族的社会、道德、风俗，他们的信仰、宗谱、勋业，以及他们的居住、迁徙、饮食、衣着等。这些诗歌成为该时期阿拉伯民族活的历史。
贾希利叶时期的散文
蒙昧时期的文学除了诗歌外，还有少量的散文。它们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难与诗歌匹配。以散文形式保存下来的文学遗产有演说的片段，有训诫、遗嘱，有流传很广的格言，还有一些被称作“阿拉伯人的日子”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反映蒙昧时期各部落之间发生的战斗，也有反映阿拉伯人与别的民族的人之间年。入事具有乐观性质，一般都以阿拉伯人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贾希利亚时期的散文，流传下来的数量很少，和这一时期的诗歌遗产相比，更显得不成比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主要是靠记背而不是书写来传播诗文的。诗歌合辙押韵，比较好背好记，散文则难。当时的阿拉伯人也懂书写，但书写只为商事和政治目的服务，只是在羊皮纸上写契约而已。
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不应因其数量少而加以忽视。事实上，阿拉伯人当时也是相重视散文的，他们懂得散文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和在教育、娱乐方面，都是很有效的手段。他们在发表演说时，讲述历史时，编制各种具有教育和愉悦目的的故事时，都使用散文艺术这一手段，尽管他们并不像诗人那样具有比较明确和自觉的创作目的。
流传至今的散文，有的大概已在口耳相传阶段被传承人加工改造，失去其原始风貌，但也有不少具有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在保留下来的散文遗产中，最重要的是演说词，被称作“日子”的故事和格言成语类。
演说是阿拉伯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的一种实用文学形式。在贾希利叶时期，不论在部落内部还是部族之间，演说的需要和机会都很多。平时，为了维护部落荣誉和尊严，调解矛盾和纠纷，需要有人站出来讲话；战时，为了鼓舞士气、恫吓敌人，交换信息也需要演讲者和善辩的使者。特别是在传统的收获季节或文化商贸集市上，演说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形式。正因为如此，大批演说家应运而生。古斯·本·萨尔代、艾克苏姆·本·绥菲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古斯·本·萨尔代（？－约600）的演说，主要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他热忱地劝人们放弃偶像崇拜，在演说中讲述世事的因果和必然性，善于用神的惩罚告诫那些盲目的迷误者。他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做他演说的论据，说明“生者必死，死者必逝”或“凡该来者自当前来”等道理。他的演说注意节奏，句子较短，有时还用韵骈。他也善于使用成语和格言，以增加效果。
艾克苏姆·本·绥菲 （？－630）是一位受信赖、受拥戴的仲裁人，头脑里充满了智慧的格言。他曾作为使臣，在波斯王安努·谢尔旺面前发表维护阿拉伯尊严的讲话。这段演说通篇由锦言妙语组成。在这篇精采演说中，他讲到什么是“最好之物”、“最崇高之人”，“最好之君王”，什么是“最坏的国家”、“最坏之君王”，提出，“最坏的国家是无君主的国家，最坏之君主是无辜者畏惧之君主”。
这位智者的演讲风格是沉稳，精炼，以高尚的情词诉诸听者的理性，所以避免过分夸大和张扬。令人奇怪的是他一生致力于劝谕、训诫，但在弥留之际却警告自己的孩子们说：“要紧闭你们的嘴巴，须知杀身之祸皆由口出！”
贾希利叶时期的散文中另一具有特色的形式是“日子”。所谓“日子”，就是部落战争的大事记或故事。这个时期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很多部族过着游牧生活，部族之间或民族之间常常发生纠纷和战争。战争一般在白昼进行，将战事记录下来的诗文因此也称“日子”。古代许多学者都辑录过这类体裁的作品，这些“日子”是了解阿拉伯蒙昧时期游牧人生活和世情的有益材料，也能带来一定的文学趣味。
除演说和故事——“日子”和爱情故事等以外，还有格言、成语、训谕、卜辞、誓词等散文形式，它们一般和前两类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起充实和点睛作用。
伊斯兰初创期的文学
公元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他逝世后，先后有四位哈里发继掌政权大权。这一时期是伊斯兰宗教精神大发扬的时期。阿拉伯史学家称为“拉希德时期”（622——661），一般称作伊斯兰初创期或伊斯兰时期。有的史学家则把这一时期的紧随其后的一个时期即伍麦叶时期合称为伊斯兰时期。
伊斯兰教的确立，伊斯兰政权的文化政策，改变了以诗歌为主轴的阿拉伯文学发展进程。贾希利亚时期的阿拉伯诗歌创作繁荣局面被 《古兰经》为代表的宗教文学倾向所冲击。
这是巨大的历史躁动期。文明的价值，文学的价值，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真主至高无上的天启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权威教谕面前，诗人的地位急剧地下降了。在前伊斯兰时代，诗人是部落的代言人，思想的指导者，精神上的领袖，被尊崇，被信赖。但是，伊斯兰旋风吹走了诗人的荣誉和他们的地位。在伊斯兰革命的疾风暴雨中，相当一批诗人的作用和政治倾向性受到怀疑。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贾希利叶诗人，遭到了无情的淘汰。就连某些达到荣誉顶峰的悬诗诗人，也进入了蛰伏状态。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领域，伊斯兰精神渗透一切，统治一切，支配一切。
《阿拉伯文学简史》的作者，东方学家汉密尔顿·阿·基布认为：“伊斯兰及其发展，并不能鼓舞这个民族的任何诗人”，“伊斯兰教的兴趣对旧诗起了不利的影响”。另一位东方学家希提也指出，“伊斯兰教的诞生，是不利于诗神的。在征服和扩张的光荣时代，在 ‘人人皆诗的民族’中，却没有一个诗人受到灵感，这个事实就是最好的说明。”
但是，也许不应以过分悲观的态度来看待阿拉伯诗歌的这一历史性停滞，因为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文学典籍《古兰经》。
《古兰经》的出现似乎补偿了同时代文学上的一切损失。
伊斯兰圣典 《古兰经》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圣书，是穆斯林的经典。
穆斯林认为：经典是真主降示给使者的，是真主的语言而不是人类的语言，更不是任何人所创作的，也是不能创作的。《古兰经》就是真主在穆罕默德二十三年的传教活动中逐渐降示给他的一部经典，也是真主降示给人类的“最后的一部”经典。
《古兰经》规定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即信仰真主，信仰天使，信仰经典，信仰圣人，信复生和信前定。同时奠定了伊斯教的教律和立法基础。它既是伊斯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伦理道德的统一规范，又是穆斯林个人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古兰”是“诵读”之意。以“古兰”为这本圣书的书名，其意是让信徒经常诵念以指导其行动。
《古兰经》经文一般是根据穆罕默德在传教活动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有针对性地降示的。在作战、论辩、答疑、做出重大决定和解决重要问题时，穆罕默德常常宣布真主的各项“启示”。
《古兰经》经文尽管句句出自穆罕默德之口，但从来不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本人的言论、谈话、意见、看法或决定。穆斯林把“真主的启示”与“先知的言论”分得清清楚楚，毫不含混。属于穆罕默德本人的言论，收集在《圣训》（“哈底斯”或“逊奈”）一书中。《圣训》是穆罕默德本人的言行录。
《古兰经》的成书过程：
《古兰经》的经文是在穆罕默德四十岁到逝世的二十三年中陆续颁降的。根据宗教传说，公元610年1月的一天，穆罕默德在麦加城外希拉山他不时去隐居的山洞中沉思默想，在朦胧静谧之中，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你读吧！”，他惊讶不止，说“我不会读呀！”但这个声音一连催促了他三次，他仍不知从何读起。于是天使 （亦称“天神”、“天仙”）奉真主之命教他用阿拉伯文念：“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第96章第1－5节）穆罕默德跟着读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段“沃哈宜”（启示）。在伊斯教史上，这标志着穆罕默德正式受命成为真主的使者，并将通过真主的启示来教化世人，宣扬正道。在后来的二十三年中，穆罕默德不断接到这样的启示，最后这些启示的总数达到6214节。它们就是组成 《古兰经》的各段经文。
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并未成书。当时每当降示经文时，周围能写会书的弟子就将经文记录在石板、兽皮、骨片、椰枣树叶的坚柄上，其余的人则牢牢记背在心中。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