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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阮大铖这个以“知兵”而复出掌权的兵部尚书，在军事方面的唯一建树便是唱高调说空话，此外没有任何业绩可言。弘光在起用他的谕旨中说：“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用。”说的就是阮大铖在皇帝面前把他的军事谋略讲得头头是道，十分动听。他当上兵部侍郎以后，又连上两疏，名曰：《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滔滔雄辩，显示他是个胸有成竹、见微知著的军事天才，并且慷慨激昂地表示：“臣白发渐生，丹心未老”，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矢之天日”。于是阮大铖不久便官升兵部尚书。可是从此以后，他就忙着纳贿荐引、抓人杀人了，“本职工作”荒废过分，以致皇帝不得不降旨批评：“谕阮大铖：江上奸人出没，乱兵纵横，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严备。”
那时的局势相当荒谬：清军往西追打李自成，李自成往南追打左良玉，左良玉往东进攻南明小朝廷。因此，马、阮连忙抽调江北的部队抵挡。却不料清军大举南下，扬州顷刻城破，随即顺利渡江直扑金陵。而这个皇都“竟无一人登埤守城”，皇帝和马、阮均分头逃之夭夭，钱谦益等人则开门迎降。老百姓愤怒之余，只得放火焚毁马士英和阮大铖的府邸出气了。
五
南明覆亡，失去了权位的阮大铖成了丧家之犬：浙东的鲁王不要他，拒绝他的朝拜；福建的隆武更要抓他问罪。阮大铖只得在浙西一带流窜，最后“投朱大典于金华，大典留与共治军”。而朱大典和阮大铖是同年进士，又都在弘光小朝廷中担任兵部尚书，两人同样贪赃枉法，是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所不同的是朱大典此人早已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因为南都失守前，他就逃回家乡金华，在当地招募义兵，扩充实力，占山为王，同时接受南明鲁王的任命，担任“东阁大学士，督师浙江”。他对阮大铖倒是颇讲义气的，曾要阮帮他“共治军”，并且邀阮和他一道巡城。到了西门，他又向阮指点说：这一带城墙是新修的，土还没有干透，一旦有事，这里需要严加防守才好——把城防的薄弱环节也告诉了这位好朋友。但是金华的士绅和义兵不答应，他们张贴檄文，声讨阮大铖的丑行与罪状，宣布他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要驱逐他出境。朱大典只得送阮大铖去另外一支防守钱塘江的部队。这是他第三次遭到驱逐。
混入江防部队的阮大铖，据《爝火录》记载，通过关系“潜通降表于清，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在江上为此间谍者几一年，而越人不知也。后大清录用降官，阮大铖有‘投诚独早’之语”〔8〕。果然这支江防部队不久就被打垮，清兵顺利地渡钱塘江而南，进逼曹娥江。阮大铖这时用不着隐蔽了，遂带一批人“至江干迎降”，完成了他的又一次叛卖。带兵的清军贝勒“召大铖至，于衣领中出纸一条，有字数行”。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被他谎称已“合家殉难”的冯铨，这时已降清做官，向南征的清军贝勒“特荐”了阮大铖，那纸条便是他写给阮大铖的密信。这样，阮大铖便在这支南征清军中“以军前内院从政”，也就是帮忙做地方工作。阮大铖很积极，“自请于贝勒，愿为前驱破金华以报国恩”。意思是他不仅会做地方工作，还要参战立军功，在新主子面前显一显自己的“知兵”之才。但阮大铖并不想利用朋友交情去劝说朱大典投降，因为如果献城的是朱大典，阮大铖就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新主子做见面礼了，所以他说的是要“破”城，仗的是自己知道金华城防的薄弱环节所在。果然清军围攻金华时，集中所有的炮火轰击西门，“城遂塌，乃陷，焚戮甚惨，以报檄讨之恨”。就是说，要以大烧大杀来报复金华人张贴檄文声讨和驱逐他之仇。而朱大典则在城破时引爆弹药库自尽，可能至死也没有想到，自己是死在好朋友阮大铖手里的。
阮大铖对老朋友是如此手腕，而对新主子呢，则是另一副嘴脸。《爝火录》卷十六中有两段文字写得很生动：“是时，大清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内院及从政官无从得食。”这就是说，大部队一路烧杀抢掠，把地皮都刮光了，他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人跟随在后，连饭都吃不上了。但“阮大铖所至，必罗列肥鲜，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争讶曰：‘此从何处得来？’阮应之曰：‘小小运筹耳！我之用兵，不可测度，不止此矣！’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韵对偶，令作诗，才得押韵协律，即拊掌击节，赞赏其佳。黑大悦，情好日笃。诸公因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诸公）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9〕由此可看出，这位才子是多么善于放下身段无微不至地巴结讨好对方并同时表现自己的！
而当这支清兵攻占衢州时，阮大铖忽然面部浮肿，带兵的贝勒劝他留下养病，等到部队攻占福建后再派人来接他。“大铖惊曰：‘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已而又曰：‘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诸公为此言得毋有异意耶？’”原来这些日子里他已为自己谋得了充任福建的巡抚。为了不让别人插手抢夺，所以他不肯留下养病，定要带病随军南征。当时他们这支部队要翻越仙霞岭，别人都骑在马上缓行登山，而“大铖独下马，徒步而前，左牵马，右指骑（者）曰：‘我精力百倍于后生！’盖示壮以信其无病也。言讫，鼓勇先登”〔10〕。他十分卖力，十分逞强好胜，不料卖力过度，一口气缓不过来，大约犯了今人所谓心肌梗塞或者脑溢血症，仆在一块岩石上，死了。这是三百六十年前，1646年7月里的事。
注释：
〔1〕《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13页。
〔2〕《陶庵梦忆》卷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3〕〔6〕《东林本末》，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295页。
〔4〕〔5〕转引自谢国桢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123、125页。
〔7〕《爝火录》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页。
〔8〕《爝火录》卷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页。
〔9〕〔10〕《爝火录》卷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3、676页。
与“粥”有关
？ 张云江
一碗粥盛得下一部二十五史。
明代张应文撰有《粥经》一篇，其中有云：“小子何莫吃夫粥？粥可以补，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于富贵贫贱之人。”又云：“子谓伯鱼曰：‘汝吃朝粥夜粥矣乎？人而不吃朝粥夜粥，其犹抱空腹而立也欤？’”张应文并不仅仅是在卖弄聪明，“粥”完全有资格让孔夫子这样做宣传的，因为这碗粥与中国历史实在有莫大干系。
《周书》云：“黄帝始烹谷为粥。”这是一项极其简单的发明，但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一项发明能这样惠泽亿兆斯民至几千年之久。中国历代农业立国，靠天吃饭，常有岁俭时荒、饣亶粥不济、流民转走沟壑之时。这个时候，能保住命悬顷刻之小民性命的最急迫的东西不过是一碗粥，而能避免天下乱成“一锅粥”的最简便可行的措施也不过是施舍一碗粥。自汉献帝始，设粥厂赈济灾民的记载就屡屡见诸史册。有时候赈济规模非常大，如北魏太和七年（484年）一月，冀州、定州二郡发生大饥荒，孝文帝下诏各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又驰关津之禁”。并且下了死命令，谁如果谎报瞒报，杀无赦！到了四月，定州“为粥所活九十四万余口”，冀州“为粥所活七十三万余口”。如果没有这碗粥，会有多少人生别死离、家破人亡？而中国历史上又曾发生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饥荒？
靠一碗粥安定民心，保住江山，遂成为历朝历代对付灾荒的不二法门。即便在某些所谓的“开明盛世”也不例外，如康熙四十三年山东、直隶闹灾荒，康熙下旨曰：“朕因山东及直隶、河间府等处饥民，流至京城者甚多，特命八旗、诸王贝勒、大臣、总管、内务府各官及汉大臣官员，于数十处立粥厂，日煮粥赈济，务使流移之人得所，酌量赈济数月。”满汉大臣倾巢出动，在北京寒冷的街头去给灾民施舍一碗粥。可见这碗粥在康熙心中的分量。雍正朝每年冬春之际都要“敕令五城设立粥厂，煮粥赈济京城乏食贫民，均沾实惠”。盛世尚且如此，其他朝代情形可想而知。王春瑜先生认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这一碗粥分明是一盏警示灯，是治乱的分水岭，是生存的底线，是忍耐的极致。如果连这碗稀粥都添不满、端不起，那天下就要大乱了。在《荒政丛书》、《农政全书》、《康济录》等书中，都有关于施粥的长篇经验之谈。一个共识是，设粥厂应在冬春之际，大约是在一二月，因为这个时候青黄未接。到了四月底就没必要了，并不是说灾民已有粮食收成，而是因为地里已经有东西了，树皮、草根、野菜等，灾民回家起码不会饿死。《救荒本草》还专门画了各种植物图形，告诉人们哪种可食，要注意什么。或者“稀粥”下面还有另一道潜在的底线——野菜、草根与树皮？
在荒乱之世，能有一碗粥吃真是莫大的幸福。有一个“啜粥声闻”的典故，说周宣王时一年赶上闹饥荒，大臣尹吉甫家就在院子里用鼎镬熬粥喝，家中老小、主仆几百人一起啜粥喝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喝完了发现少了三十几人，原来都跑到鼎镬里面捡取焦粥吃去了。因此，在满地哀鸿时，传闻数里的啜粥声更像是一曲幸福、甜美的仙乐。
粥是中国普通百姓的主食，至少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还是这样，农忙时节吃干饭，农闲时节吃稀饭。这是大多数普通农家一年到头的食谱菜单。“稀饭”以粥为主，外加自家腌制的咸菜就之，农闲时一日两餐，大概如此。赵翼《檐曝杂记》有《煮粥诗》云：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
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