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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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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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侃的第三大爱好是饮酒。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他爱喝;糟醴、麦酒、啤酒,他也能将就。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稀奇的倒是,黄侃居然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醉猫劝醉猫,少喝三两杯,此事真令人绝倒。因为杯中之物,黄侃与三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在别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惟独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情分因此坠落谷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习气,黄侃多有沾染。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这项嗜好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黄侃的第四大爱好是喝浓茶。王森然先生在《黄侃先生评传》中作过描述:“其茶极浓,几黑如漆,工作之先,狂饮之,未几又饮之,屡屡饮之,而精气激发,终日不匮矣。”功夫茶也算不了什么,他好饮苦茶,简直就是把苦茶当成了兴奋剂,害处不言自明。
  黄侃的第五大爱好是下围棋。黄侃对黑白世界颇为痴迷,在《日记》中多处写下“手谈至夜”,“手谈殊乐”。尤其是在1922年4月8日至5月4日所写的《六祝斋日记》中,不足一月时间,有关下围棋的记录即有十三处之多。下围棋须耗费大量心力,黄侃不肯轻易罢手,经常自晡达晓,通宵彻夜地干。以他的体质,从事此项游戏,除了透支精气神,别无他法。
  黄侃的第六大爱好是打麻将。黄侃从不讳言自己既有赌性又有赌运。在1922年1月15日的日记中,黄侃写了一句“日事蒱博而废诵读”。他在打麻将方面颇为自得、颇为自负。其实,牌技也就一般。客观地说,他的赌兴够豪,可以与梁任公(启超)一争高下。
  黄侃的第七大爱好是逛风景。黄侃在北京的时候,教学研究之余,最爱与学生一起游山玩水。经常陪同他出游的是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两位,因此有人戏称孙、曾二人为“黄门侍郎”。孙世扬在《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中写道:“丁巳(一九一七)戊午(一九一八)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圻,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庄子·大宗师》尝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沉溺于嗜欲之中的人天赋的灵性有限。这倒未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中嗜赌、好色、贪杯的不算少,他们的灵性却大大超过常人。规律只在于,嗜欲深者必多病,嗜欲深者必短命。黄侃多病而又短命,就全是嗜欲太深惹的祸。其实,他有自知之明,《日记》中即不乏自责之词。他曾发誓要戒烟、戒蟹、戒酒,谢绝宴请,摒弃无益之嗜好,但都是说过就忘,不曾落实。性格的弱点难以克服,拔着自己的头发毕竟无法离开地球。黄侃填写过一阙《西江月》,有全面自诫的意思:“行旅常嫌争席,登临未可题诗。欢场无奈鬓如丝,博局枉耽心事。似此嬉游何益?早宜闭户修持。乱书堆急酒盈卮,醉后空劳客至。”自诫归自诫,嗜欲总能占到上风,黄侃别无自救的良法,就只好多病而且短命了。
  新文化运动旗帜初张时期,北大的章门弟子做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专指他打倒孔家店,甚得要领。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这只是个约数,大体上是不错的。除此之外,黄侃还特别喜欢《文心雕龙》、《新唐书》等名著。他以博学著称,治学从不画地为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理解,黄侃只重学问和文艺,至于个人私德则悍然不顾,那么这句诗就算是形容得当了。

  越堕落越快乐

  
  ? 曾以亮
  清朝末年,有两位国学大师与民族革命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是章太炎,另一位是刘师培,一个字枚叔,另一个字申叔。“二叔”的学问在伯仲之间,他们彼此推崇,互相抬举。只不过气性迥异,一个阳刚,另一个阴柔。结局也大不同,一个虽然负气使性,常与革命阵营闹点别扭,但还不至于卖身投敌,印帐碌校硪桓鲈蚯Я魍蜃毕叨槁洌晌搅蛹0甙撸砩削袈恕芭淹健薄ⅰ白吖贰钡某苋璞曛荆朗滥岩韵赐选�
  刘师培(1884~1919)出生于江苏仪征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亲刘贵曾都是清代乾嘉传统的经学家,个个淹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刘师培八岁学《周易》,十二岁时即已将四书五经背诵如流,“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秉赋极高,精勤过人,再加上名师点拨,积以年月,他就不啻克绍箕裘那么简单,必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名动天下的国学大家。刘师培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1904年,他会试落第,盘桓沪上,受到章太炎的强烈影响,倾向民族革命,著有《中国民约精义》等雄文,抨击专制,倡扬民主。1907年,刘师培前往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看不惯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又与章太炎发生龃龉,遂与革命阵营彻底决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叛卖革命党人。端方入川受戮,他亦遭到羁囚,幸而获释,在成都国学院短期讲学,然后前往山西太原,在阎锡山门下充当帮闲清客。其后,受其荐举,被袁世凯招揽于旗下,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氏建立短命的洪宪王朝,刘师培被策封为上大夫,这番荣华富贵却只是梦幻泡影。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学者成立“国故月刊社”,以保全国粹为己任。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生前好友搜集整理,居然有七十四种之多,合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刘师培若肯将全部心思沉潜于学问,不走江湖,不入官场,不求荣达,自珍自励,积健为雄,他只须与章太炎同寿(六十九岁),成就当在章太炎之上。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撰《刘君申叔事略》,言语间充满了惋惜之情:“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刘师培都属蒲柳之质,弱不禁风,受不起挫折和失败。他十九岁中举,踌躇满志,翌年进京参加会试,自以为“今科必中”,从此官运亨通,前途一帆风顺,却不料名落孙山,“飞腾无术儒冠误”,其翰林梦化为泡影。懊丧之余,刘师培口无遮掩,对考官对朝廷甚至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都多有微词。恃酒壮胆,狂态毕露,言论颇为激切。他说科举有哪样好?八股文有哪样好?直折腾得士子头脑僵化,一个个迂腐不堪,全无救世之勇和济世之智。当此河决鱼烂之时,朝廷若不改弦易辙,铲除科举积弊,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弱国愚民将如何与世界列强争雄斗胜?正所谓祸从口出,尽管刘师培的话句句在理,但他的高论却完全不合时宜,传来传去,就鼻歪眼斜了,官府将他视为危险分子,要拿他治罪。这样,刘师培在扬州难以立足,索性逃到上海,去开辟另一片新天地。
  在上海,刘师培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人一起发表反清言论,积极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易懂的浅白文言,向民众宣传民族革命主张。这一期间,他写作了《中国民族志》、《攘书》、《悲佃篇》、《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他非常反感所谓满汉一体的高论,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他详细考证满人的族源,力证满族是外夷,与汉族“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族统治者卖国残民,无所不为,就并不奇怪了。
  刘师培先后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尤其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迅速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参与策划了行刺反动官僚王之春的行动,将好友张继所赠手枪借给义士万福华。倘若照这样的路数发展下去,刘师培也未必不能由文弱书生成长为钢铁战士,但他走错了一步关键棋,那就是与何震结婚。何震原名何班,具有极端的女权思想。她写作《女子复仇论》,鼓吹男女一切平等,称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理应复仇,声称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同时“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何震的控制欲和虚荣心特别强,她参加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寻求刺激。他们夫妇二人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乃是牵强附会。1905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辱骂德国人,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通缉。他化名金少甫,逃往嘉兴。1906年春,刘师培应陈独秀之邀,奔赴安徽芜湖,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他们秘密组织“岳王会”,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刘师培改名光汉,自署为“激烈派第一人”,他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文中说,中国人之所以瞻前顾后,一事无成,是由于有恐怖心、挂碍心、依恋心时常作祟;要扭转这种现状,解除这种束缚,改变这种心理习惯,非出以激烈的手段不可。中国的事情,如家庭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礼俗上的拘束,没有一桩不该破坏,也只有破坏才能更新变好。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刘师培的这种说法,在当时或许对革命者有其鼓劲加油的积极作用,但显得狂热而幼稚,摆明了,他是那种只喜欢烧荒不愿意垦殖的愤青。
  二十世纪初,留学欧美的中国志士强调科学救国和教育教国,留学日本的中国志士则坚持民族革命,矢志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在当时一大批造反的秀才中,刘师培去日本较晚。1907年春,他应章太炎的盛情邀请,东渡扶桑,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领袖,留在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与章太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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