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针对布琼尼对于作家没有到过前线的指责，高尔基也作了有力的反驳：“为了熬汤，厨师不必自己坐到锅里去，托尔斯泰也没有参加过同拿破仑的战争。”高尔基的信的结尾写得很不客气，他认为布琼尼根本没有批评巴别尔的资格：“骑在马上进入文学、坐在马上对文学说三道四的同时，您让自己也仿效胆大妄为和随心所欲的批评家。他们坐在没有学会的理论这一四轮车上在文学中东奔西闯。可是，正确的和有益的批评必须是批评者或是文化水平上高于文学家，或是最起码和他站在同一文化水平线上。”
可以想见，布琼尼在面对高尔基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后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和愤怒的心情，但显然在文学批评上，惯于摆弄马刀的骑兵将军与杰出的作家高尔基远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对手。据说官司打到了斯大林那里。但斯大林只是不置可否地微笑了一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斯大林的态度算得上是明智的，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是斯大林军事上的心腹爱将，一个是斯大林的朋友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不好表态支持任何一方。而且，虽然斯大林的文学和理论素养都不低，但他毕竟是领袖，直接参与一场文学争论是不合适的。
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最后的结论，但显然，是军事上的常胜将军在争论中居于下风。但布琼尼不愿认输。1929年，他找了个名叫维什涅夫斯基的作家拼凑了一部歌颂他的骑兵战士的剧本《第一骑兵军》来对抗巴别尔的《骑兵军》，并亲自作序，对剧本大加赞扬。这个头脑简单的将军显然忽视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因为优秀的作品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拼凑出来的。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这部剧本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文学史记住了巴别尔和《骑兵军》，却很少有人知道曾有过一本叫《第一骑兵军》的剧本。
在笔与战刀的较量中，居然是战刀败下阵来，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固然是因为高尔基与布琼尼在文学水平上不在同一档次，也因为高尔基在苏联文学界乃至整个苏联社会中无与伦比的威望。后者的作用也许更关键。高尔基作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朋友，被视为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其影响和威望仅次于作为政治领袖的斯大林。为争取高尔基早日回国，斯大林甚至在全苏联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场笔与马刀的辩论没有发展为“武器的批判”。
毫无疑问，高尔基的辩护保护了巴别尔，使他的作品得以一版再版，也使这个饱受争议的作家一直活到高尔基逝世数年之后。高尔基晚年的作为受到许多人的非议，但保护巴别尔仍不失高尔基晚年生活中值得尊敬的亮点。在高尔基的推荐下，巴别尔不仅出席了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协代表大会，而且在会上作重点发言，随后还随苏联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作家大会。但是，高尔基的保护是有限的，在经过了如此波折之后，巴别尔不免对创作心灰意冷，除了篇幅不长的《敖德萨》的故事和两个剧本外，他几乎再也没写出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来。
在高尔基去世以后，失去保护的巴别尔终于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共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恐怖活动”。次年1月，巴别尔被苏联专政机关秘密处决。
世间已无叶公超
——读《叶公超传》
？ 张国功
他一生从来不写日记，但后人常常从胡适、朱自清、吴宓、浦江清、王世杰、周作人、柳无忌等知名学者的日记中窥见他活跃的影踪；他从不存留、悬挂照片，但看过他照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那种风华俊逸、泱泱气度所倾倒——那是只有那个开阔的时代才能孕育出来的特有气质与风采。他终生服膺欧美西方文明，在美国是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最器重的学生之一，在英国与著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但这位“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的英美文学教授，一生钟情中国书画，直到晚年仍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在书画中寻觅精神寄托。如果以文字论英雄，除了不多的诗论，惜墨如金的他实在如传闻中钱钟书所说，是个“太懒”的教授，但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他培育人才，汲引提拔了包括钱钟书、杨联陞、常风、季羡林、李赋宁、卞之琳、梁遇春、吴世昌、杨绛、废名、穆旦、赵萝葳、许国璋、曹葆华、许渊冲等诸多后世声名卓著的学人。他早年只是谈诗论文，纯粹学人本色，却因受保护国宝毛公鼎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折磨之刺激，决然离开文教界，投身于外交抗日的漩流，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文人从政的典型……他就是现代学者叶公超，“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说起来前年刚过他的百年诞辰，但这位个性鲜明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情流逝的时光中差不多成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关于他的作品，以笔者寡陋的阅读视野所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仅有《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学林出版社，1997）及《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两册在大陆问世。而在一本名为《新月才子》的专书中，则仅顺带在两三处提及叶公超的名字。以致于民间学人傅国涌先生撰写的《叶公超传》，竟然着人先鞭，成了叶氏的第一部传记。这真让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
《叶公超传》将传主明确定位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与胡适、傅斯年、储安平、梁实秋、罗隆基典型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人热心论政，有着大量的传世文字阐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思想不同，叶公超尽管曾编辑过《新月》、《学文》等重要的现代期刊，被列名为《观察》“特约撰稿人”和“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却认为这“谈不上有任何政治的作用”。他早年甚至坚决反对胡适等人书生论政，反对《新月》刊载政论文字，在同人活动中相对低调，更不卷入文坛论争。在他留下的极少数文字中，多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只不过在文学批评中始终坚持文艺自由的立场。比如1939年1月他在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经验》，开篇即说：“的确，在文艺受统治的国家里，党国的威权也只做到了把多数成绩较好的作家排斥到国外去流浪，剩下一些糟粕在推行着奉公守法的文艺。在文艺里，独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鲁迅与“新月派”一向水火不容。1936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好像是感觉言犹未尽，他又接着在《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发表长篇专论《鲁迅》，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鲁迅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排遣在绝望与空虚中产生的情绪。在鲁迅的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这种由衷的揄扬，连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看了都有点不高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灵魂人物责怪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丝毫不同意对鲁迅褊狭的看法，他坦陈：“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一派典型的宽容风范与唯美主义立场。不过，叶公超之所以被后人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概与其所接受的英美教育背景及其此后所交游的以胡适为灵魂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大有关系。按照沈卫威在《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中的说法：胡适派文人多在国外受过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并以胡适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吸引和凝聚作为结构形态的外在范式，以自由主义信念中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理性和秩序这六大参数为内在精神导向，立足文化与学术，并通过言论干涉政治。除了言论干政，叶公超一生的行事处世、出处行藏大体符合这种群体的精神归趋。
回眸其一生，叶公超几乎经历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这个大时代所有的遭遇：少年经历五四运动波澜的初步洗礼；青年留学英美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回国在“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所构筑的象牙塔中优游问学、编辑刊物；日寇侵华后西迁南渡，颠沛辗转于大后方；而后“教授从政”，直至位居国民政府“外长”；最终不见容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孤岛上郁郁而逝。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到在战火中书生从政，他“在政治舞台上空热闹一场”〔1〕，直至像困兽一样在寂寞中逝去。回首叶公超的一生，总让人感觉到这宛如风雨苍黄之中传唱的一曲自由主义者的苍凉悲歌。最近看到几本书，包括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范泓著《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何卓恩著《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等，都触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迁台后的遭遇。看叶公超的传记，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试图以其为个案，了解迁台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与国民党的冲突及其所导致的个人的悲剧命运。1949年起叶公超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52年的“中日和平条约”和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被台湾认为是他任上的主要“功劳”。他在1958年离任后接着“出使”美国。1961年，一纸电文将其召回台湾，他被冷淡地告知：另有安排，你不必再回美国了！而此后蒋介石竟不复召见他，并且不允许他再度返美，其外交生涯就此黯然终结。在最后的二十年，他虽有“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虚衔，但却是有“务”无“政”。他自嘲说是“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行政院”会议时，只他一人小便时有人随同“保护”。围困之中，他只好闲来狩猎，感而赋诗；怒而写竹，喜则绘兰，以书画自娱，了此余生。他早年的学生鲲西先生在回忆性文章《叶公超与现代新诗》中说：“叶的晚年看似平静和以绘画书法自娱，但总有一种沉重的挫折感。”〔2〕从传记内容看，或许是因为生平史料的不易搜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显得过于简单，影响了读者对叶公超晚年的“同情之理解”。书中有一节论及叶公超与蒋介石的关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