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被蒋介石拦了下来〔43〕。而与陈公博愿作“伴食”相比，最后连日本人也看不起的周佛海，“他正如一个钻在内部、恩将仇报的人那样，看到事情失败就为了续命而狂奔，结果还是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而死于非命”〔44〕。像周佛海这样的人，何尝又不是一个遭世人唾弃的无脊椎动物？
那么，高宗武为何要出走呢？一般认为，他主要是不满日本人的强硬态度，同时也对汪本人很失望。陶希圣到达香港后，给今井武夫一信，其中有“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云云。这本可作为解释高、陶二人出走的真实原因，但1963年，原汪伪政府中周佛海的一个盟友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则另有说法：“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介石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的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逃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45〕1969年12月，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对高宗武有过一次访问，试图从这位“和平运动”亲历者口中了解其全部真相，未能如愿以偿，以致于这样说：“在高宗武发表回忆录以前，或在台湾政权同意让外人自由阅览其历史档案（在我们这一辈子里，看来是不大可能得到这种许可）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过哪些事情的详情是无法知道的。据高讲，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自从1940年1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来，高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和平运动的东西……”〔46〕深得晚年胡适信任的史学家唐德刚，当年在美国也访问过高，两人“暗室私谈竟夕”，然至关键处，无论怎样旁敲侧击，高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唐心有不甘，为促其留下信史，想再约谈一次。高表示欢迎，却又明言在先：不谈敏感旧事。尽管高长期以来始终守口如瓶，但有一点至少不会错：“高陶事件”后，陶希圣奉命留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材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既陷，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港岛，辗转到了陪都重庆。陈布雷奉蒋之意对其做出妥善安排，使得陶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任少将组长。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到了美国。他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后以经商为生。其间，蒋让陈布雷致电胡大使，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年6月14日），并另有一电报：“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筱（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年5月28日）〔47〕更有另一说法则是，蒋给高写过一封亲笔信，交杜月笙带到香港，信内慰勉有加，称其为“浙中健儿”，与上述电文“可慰高君爱国之心”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从高的未刊回忆录中可得以证实：“中国后方的反应非常良好。委员长给我一封信。当我加入汪精卫协助他的注定失败的和平运动时，委员长曾经很愤怒。现在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赞赏我的动作。他说，浙江有理由为我骄傲。我的家乡是浙江温州，浙江也是委员长的故乡。”当时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隐微复杂，让人一时难以看透。当代史学家章开沅就认为：“抗战甫兴而试探言和乃是一场政治赌博，究竟有几分出于考虑国家命运的公心？有多少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难作简单的诛心之论。”〔48〕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确实应当听听高宗武本人是怎样说的。
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说得太少，谁也不知他有过一本回忆录。正如唐德刚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他宁愿一辈子就这样——让后世一些未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编造、误人误己”？而高晚年与周谷这样的朋友聊过当年旧事，也大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花边旧闻”，并未涉及真正内幕。唐德刚与美国学者（后又有哈佛费正清一弟子访问高，亦不得要领）亦均无功而返，因此一般认为，高宗武生前不会再说什么了。高于1994年9月在美国离世，这时距汪精卫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蒋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无论如何，即便当年负有“秘密使命”，亦不至于奄奄气尽之时仍三缄其口。不久前，一本尘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被发现。这是高宗武于1944年8月在美国完成的一本回忆录，题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英文打字稿共二百五十四页，有十四个章节。从时间上看，此距历史上的“高陶事件”不出几年时间，较之陶希圣在二十多年后的回忆〔49〕，可能更加清晰与完整。此事过程大约是这样的：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子）打电话给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称该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台湾学者，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国民党档案、妇联会档案、宋子文档案、两蒋日记落户斯坦福大学的关键人物，在李登辉时代曾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发言人）在查阅当年美国外交官罗伦斯·萨斯伯里（Salisbury，LaurenceE
1891～1976）档案时，意外发现一部“高宗武手稿”。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后为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唐德刚为此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而陶先生当年写“高陶事件”，不知尚有高的回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即“孤证不立”），想来不免引为憾事。于是，陶先生立即与郭女士取得联系，并于７月上旬偕好友、前《中国时报》驻美记者刘永宁驱车前往斯坦福大学校园，在郭女士热心帮助下复印了全稿。其文稿每页右侧固定有几行字，大意为：本文件为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有，未经本所明确授权，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据了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Salisbury为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1941～1944），与高宗武是朋友。这是Salisbury替高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第二匣），而且档案中还有若干封高的英文信件、Salisbury日记、书信与文件（第一、三、四匣）。从现场分析，当时Salisbury与高正在设法出版这本回忆录。事实上，此回忆录并未见出版。据陶先生分析，这本回忆录本想透过长期以来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由于此间远东及太平洋战场局势开始出现逆转，日本人强弓末弩，德国战败亦已成定局，大战胜利在望，故未能引起美国出版界的足够重视。次年二战结束，对美国人来说，时过境迁，出版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这个副本一直存放在Salisbury家中，直至1976年他去世，连同其本人的资料和遗物，被存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内，从此未见天日。陶先生得此最为兴奋，大呼“如获至宝”。因为其父陶希圣在1967年上半年有过一次东南亚、欧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个月，其间与高宗武在华盛顿重逢。此为二人1940年香港分手，二十七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在敦巴顿橡树园樱花纷然、宁静的一个下午，当年“高陶事件”中两个主角，相倚径边的排椅上长谈许久。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业已同意陶先生复印、使用这一史料，并初步同意在中国大陆出版。陶先生正在翻译其中的某些章节，并将译好的“前言”给我传来，可见六十多年前高宗武写此书的真实意图：
1940年我离开香港前来美国时，友人们建议我利用时间写一本关于日本状况和日本领导人性格的书。他们坚信我和日本各阶层人物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具有做这件工作的最佳条件。长期关注远东的局势的美国人，也一定会欢迎这样一本书。
来美后不久，美日战争爆发。许多美国朋友和此间的中国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说：“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经验与众不同，日本既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你应该把你所知的，提供给我们。”
我服务于中国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夕。此前，中国一直依赖国联（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为防止国际战祸的国际组织，陶注）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件。不过，从1932年到七七事变，中日双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职位（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注），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频繁地与日本人接触。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官员与敌方中止来往。但是，直到1940年汪精卫成为日本占领区傀儡之前，我和他的关系使我和日本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接触。因此，我熟知敌国国内的状况。
我的痛苦的日本经验基于：一、我身为中国外交部官员，二、我又是汪精卫投日之前的同僚，加上书中将述及的其他因素，使我深信我的资讯和观点，对于战胜日本，以及防止该国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价值。
……
1944年8月31日
于康涅狄格州克令沃镇
罗伦斯·萨斯伯里的农庄
从上述前言看，高宗武对日本人并无好感，书名《深入虎穴》似堪玩味。
这本回忆录最终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解释。惟一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生前为何从不声张？自1940年离开香港，高宗武在二十七年后去过一次台湾。见到昔日老上司张群，两人倾心交谈。张并让其媳杜芬陪同游览台北名胜，可见二人之旧谊。可事实是：此时蒋介石仍活着，倘若当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便逆名不彰，以蒋的为人与处事，高也是无法登陆台北的。而张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详。高甚至拟请面见蒋介石，尽管未果（高本人解释为：蒋不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似又有何胆提出这样的要求？胡适说，不疑处有疑。金雄白当年之推测未必一点道理没有，即高宗武确有充当重庆方面“秘密角色”的可能。不过，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高、陶二人虽然中途醒悟，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但终究是不谨细行，大节有亏，好在“汉奸”这个罪名可免去了。高宗武自1934年初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远走异国他乡，前后近七年时间。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段心力交瘁、无所适从、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当然，不能说高宗武倘若不从政，只当他的大学教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