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冲击波-从东亚金融危机到全球经济大变局 作者:李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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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冲击波-从东亚金融危机到全球经济大变局 作者:李罗力- 第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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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国际贸易和投资在我们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以前。20年前,进出口占我们经济的17%,今天已占25%。第二种趋势是信息技术革命。它就在我们身边一一传真机、移动电话、个人电脑、调制解调器、因特网。数据技术在我们眼前不断创造出新公司和新产业。统计资料会让你吃惊:单在硅谷一个地方,每周就有1l家新公司成立。这种力量正在改变美国企业界。非常肯定的是,现在存在一个新的经济周期。过去,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是房屋建筑业和汽车。现在,信息技术占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信息技术对其他任何行业都有影响。它能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减少存货,促进电子商业的发展。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这两种广泛的趋势逐渐打破原来的秩序,迫使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如果你希望具有在全球市场中竞争的能力,或利用技术飞速变化的优势,你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一一这意味着摆脱层层管理。结果就会出现一场彻底的结构调整,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全球化为我们的商品和服务打开新的市场。与此同时,全球竞争帮助至少控制一些价格;信息革命促进资本投资和提高工作效率。如果你和企业管理人员交谈,他们会告诉你无法提高价格,他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做。什么原因?他们得到的生产率的提高足以支付工资增加的部分,而且仍然可以提高利润。此外,至少还有一些来自经验的证据增加这种情况的可信度。线索之一是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的并存,经济扩张进入第七个年头,在过去的12个月中增长率平均为4%,失业率低于5%。
  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如果真的存在一种新经济,它应该在整个生产率统计资料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和全球化能够提高效率,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应该比过去更快。但是,根据政府的统计资料,在过去20年中,生产率每年只提高了大约1%。50和60年代这一数字超过2%。因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非通货膨胀性的经济速度极限就是2%左右一1%来自生产率的增长,1%来自劳动力的增长。其他全是痴心妄想。传统主义者说,如果你试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让经济增长率达到3%或4%,结果通货膨胀就会上升,经济就会走下坡路。
  新经济的权威人士反唇相讥,说统计资料完全无法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包括进去。我们知道如何计算旧经济中小产品小机械的产量。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高技术服务业的产出。我们不知道移动电话或传真机的价值,因为它们今天的价格比一年前的低。实际上,这些发展常常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除非统计资料得到适当调整。但是,它们没有得到调整。我们的确知道通货膨胀被夸大了
——夸大了大约1个百分点。这件事,再加上其他已知的统计方面的问题,表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生产率比官方数字显示的要高大约1个百分点。
  他们说,最后,我们拥有的最为强大的计算方法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正经历一场深刻变化:股票市场。尽管最近出现回落,股票市场的价格自1987年暴跌以来增长了三倍多。股价上升主要是因为对公司利润和股票来说环境再理想不过
——适当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精明的股票市场领会了这种理想的环境。每天,千百万人做出的千百万计的决定为估量基础经济中发生的情况提供了最为准确的计算办法一一即便存在10%或20%的误差。
  我赞成新经济概念,但要下适当定义。经济周期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些日子,推动经济周期的主要是技术和贸易。而且这样完全可以使我们能够比以往发展得更快,同时不会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在一个生产率增长比较强劲的时代里
——这一点可能现在从统计资料中显示出来十美国经济的年增长极限可能是3%
——3.5%。
  如果这听起来还不是很多,请记住,这已经比过去的经济学家认为可能达到的增长率高出了50%。请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听从了持怀疑态度的人士的话,在过去18个月中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5%的水平上,我们的经济产出就会失去1500亿美元,失业率就会高出半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就会达到75。由于随着时间推移累进发展的神奇作用,高出1个百分点的速度极限确实也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情。不多不少,这就是新经济的全部意思。

  一场全球性衰退的不良征兆

  1l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着名经济评论家罗伯特·;塞谬尔森写的一篇题为《是一场正在酝酿的经济风暴吗?》的文章。该文指出,亚洲这场危机是否会像滚雪球一样变成一场范围更广的经济衰退?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不会”。但乐观的看法需要降温,危机已经变得比预计的更为严重。有两种危险可能会使情况更加糟糕。第一种危险就是发生银行业危机的可能。亚洲一些银行现在就面临着在不良房地产贷款和不良商业贷款方面遣受巨额损失的可能性。第二个危险是流向多数发达国家的外国资本的突然中止。由此会产生更多的不良债务者,他们会使银行和信用受到伤害。美国和欧洲不久就会感受到这种影响。

  世界经济增长将受挫
  1l月24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题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威胁正在倍增》的文章。文章认为,世界各新兴市场正遭受沉重打击,问题将不仅限于亚洲虎。由于金融机构在利率竞争中遭受损失,便投资于其他地方收益率高的证券,这种金融状况很容易迅速瓦解,一国受到的压力会影响另一国。国际证券市场交易者也面临着巨大损失和日益增大的挤兑压力。最终结果将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骤然放慢,1998年新注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资金减少,资本市场的活动停滞。各国对出口市场的竞争会因此加剧;美国经济将被迫放慢增长速度,美联储最终将提高利率;德国也会进一步提高利率。

  国际社会对亚洲危机处理不当

  11月25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一篇对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的访谈录,题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剧了远东的问题》。曾帮助俄罗斯等国制定稳定经济政策的萨克斯认为,席卷亚洲的危机被夸大了。根本的情况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用来解释这场危机的所谓的新情况实际上已经存在10年了。如果我们处理得当,仍有可能摆脱危机而不必付出沉重代价,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过去三个月处理很得当。迄今为止,官方采取的行动未能使市场放心,这包括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的干预行动。眼下,“最重要的是恢复信心,而不是呼吁这些国家紧急动大手术”。他同时批评美国处理亚洲危机的做法非常不恰当。

  亚洲经济模式受到质疑

  11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题为《经济危机动摇了对亚洲经济“奇迹”的信心》的文章。文章说,亚洲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市场活力与政府计划优势相结合,而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种种弊端:政府和工业界的密切合作可以实现在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长期计划和投资,但这种亲密关系也容易受到政治领导人亲友的利用;亚洲非正规的贷款作法首被说成能使公司更具有灵活性,但有关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够公开,使一些担心有暗藏危险的投资者望而却步;政府颁布的旨在促进高储蓄率和出口的政策现在因导致国内市场发展缓慢而受到指责。随着金融动荡的加剧,这些弊端日益突出。因此,专家指出,日本模式在经济追赶时期运转良好,但不是一个适用于任何时候的模式。

  APEC选择了自由贸易
  11月26日法国《世界报》发表记者洛朗·;泽基尼题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选择了库埃法”文章言:在温哥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1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遇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难题:如何处理亚洲的金融危机?如何防止这种多米诺效应扩大到其他大陆?
  此次会议更多地选择了“库埃法”(“库埃法”是法国医生库埃发明的一种心理疗法,即相信:“我每天在各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强调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是唯一的选择。此次会议的口号是:尽管亚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即将衰退,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健康的。
  APEC成员一致强调,目前必须尽快建立一种机制,以应付当前的金融危机。这一机制是各国财政部长上周在马尼拉起草的,它主要包括三个级别的干预行动:首先,各国必须采取措施恢复国民以及外国合作伙伴的信心。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为它们制订出不同的行动计划。如果国际社会的努力还不够,那么一些地区性的大国将提供财政援助。
  然而,防止货币和金融动荡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实现经济的自由化。APEC成员的这一共识最终写进了温哥华宣言之中。
  看来,亚洲出现的金融危机显然没有转移亚太经合组织18个成员贸易自由化的决心。在本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会议上,各成员的部长们挑选出了从1999年开始要降低其关税的9个部门。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指出:“这样,我们就发出了一个强劲的、稳定人心而不是引起惊慌情绪的信息”。加拿大企业主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达基诺则认为,“没有比向着贸易自由化的道路迈进更为关键的事情了”。

  亚洲经济面临决择
  11月30日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部主任芒罗写的一篇题为《东亚经济应该选择的道路》的文章。文章认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并不是亚洲经济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目前遇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贷款银行与任意浪费资金的企业家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及他们与政治家互相勾结的关系。只有下决心对亚洲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进行整顿,彻底消除这种建立在“人为关系”基础上的金融体系,亚洲经济才能获得健康和长期的发展。

  亚洲经济模式已过时
  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说,亚洲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他同时警告说,他的机构不愿意作“最后资金的贷出者”。康德苏在出访韩国之前指出,所有的经济模式都不是永恒的,它们“在一段时期管用,但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它们也会过时并且应当被放弃”。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说:“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的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相反,应当采取“一种更具有透明度的制度,在那里国家将不会为发放贷款的方式向银行发号施令”。康德苏接着说,这个制度“应当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形势中的作用,康德苏强调:“我们不愿作最后资金的贷出者,因为一旦出现了问题,所有的人都会来求救。我不想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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