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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下，杨度写出了《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甚如此，莫言事急实流涕。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楚人尚气。气是生命存在的本真样态，是一种发为行事的潜力与可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乱世英雄起四方。它们的后面相同的是气，不同的仅在这酣畅淋漓的生命元气所与结合之文化理念 （值得庆幸，书院的教化使这种方向不定，善恶不明的混沌意气被陶冶熏染成为与儒家文化价值理想互融互渗的书生意气）。所以，当有人说湖湘文化是一种逆境文化时，确实道出了它的某种特征。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这样一种逆境文化还有什么现实性意义吗？还能为今天的湖南今天的中国做些什么？“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勉强点说，革命可以对应改革，出钱可以对应经商，做官可以对应招商引资搞开发，那么，打仗呢？有人在摇头。
请看湖湘文化制约文学繁荣说；
《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认为，湖湘文化将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人生价值取向单元化，在将政治作为社会运作终极目标的同时，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主型、开放型现代人格建构的忽略乃至轻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呼唤成为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这种政治本位思想已落后于时代，湖湘文化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再请看湖湘文化阻碍经济发展说：
湖南既享受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又有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湖南的人才素质之高，早已全国闻名；矿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然而经济停滞不前，症结到底在哪里？许多官员企业家认为湖南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出现在文化方面，一千多年来潜藏在湖南人骨子里的湖湘文化始终与现代经济冲撞，磨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周兴旺先生说：“现在有很多湘军，但是就是没有一支企业家湘军。”在一个经济日益商业化、政治日益民主化、文化日益世界化深入人心的今天，说句实在话，湖湘文化对湖南人的下代的影响是负面的，必然造成湖南发展的性格瓶颈。
我看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扯淡。首先，没搞清文化和人的关系。文化固然制约行为，但并不具有绝对性，因为人创造出文化原本是要更好的生活，或生活得更好。文化在结构上是多元的，对应于人的多元需要。让尿憋死的人叫傻瓜！其次，没搞清文化和经济、文学的关系——它是通过人这个中介连接起来的。这种关系逻辑太复杂，就举例说吧：徽州、温州都是商业最发达的，但同时也是最重读书尤其重视儒学的；广州、深圳个性市场化以及与国际接轨程度高于湖南吧，文学创作又怎样？《上海宝贝》能跟《曾国藩》同日而语吗？再次，没搞清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政治第一”？谁说的。以天下为己任并不一定要从政，更不必然意味着对经济的排斥。台湾经济奇迹的设计师尹仲容就是湖南人。至于讲现代化大生产所注重的规则、程序等等，主要是制度问题、教育问题。人是挂在符号之网上的动物，但这网却也是人一直都在编织着。在因时因地制宜，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文化总是趋向于越来越丰富成熟（譬如，科技和宗教这两种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文化，在美国就都高度发达，和谐共存）。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各有精彩，在不同的挑战面前，由不同的区域文化出来承担责任引领风骚，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倒的重要原因吗？明乎此，又有什么必要为湖湘文化不够温州化深圳化而殚精竭虑忧心如焚乃至气急败坏呢？退一步讲，我们现在所处的真是一个可以完全埋头搞经济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吗？不说使馆被炸、海南撞机，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主导的分裂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对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构成严峻挑战——那可是1894年甲午海战惨败那近代痛史的断简残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这句话的顾炎武还说：意气之感，固士大夫之不可无也。意气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和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有此意气，是湘人之幸，国人之福。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那时父母工作都很忙，孩子都送到幼儿园寄宿，只有星期天才团聚一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很少。当然，比起父亲来，母亲单独与我相处的时间似乎还是要多一点，送我去幼儿园，带我去看病，都是母亲的事。有一年夏天，大约是上小学之前的一个暑假，我与母亲两人在报社的幼儿园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母亲是幼儿园的园长。记得那时母亲每天上班，忙于工作，我则和一帮比我小的孩子在园里到处乱跑，爬树、捉金龟子、捉蜻蜓和蟋蟀，安静时就胡思乱想。有一天忽然想到，所有的人都得长大，变老，最后是不是都会死呢？我一下子恐慌起来，如果人都要死，那么我无疑也会死的了，人死了，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晚上我问母亲，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她说是的。我说，我不想死，然后就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我又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向：“医生也不能救我吗？”母亲说：“不能。”我说：“那你也要死的吗？”母亲回答：“也要死的。”我彻底绝望了。从母亲生硬的口气里，我感到一种生分和残忍，同时又感到一种崇敬，觉得能够像母亲那样冷静地面对死的问题，真是了不起。以一个六岁儿童的眼光，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在四十年后，当我读到母亲自己写的早年传记时，我才明白，当时才三十岁出头的母亲，有着复杂而痛苦的经历，可以说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但命运对母亲显得太不公平，注定她一生要充满磨难。自那以后不久，我的父母和报社一大批虔诚的共产党人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下来是母亲下放衡山劳动改造，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馑和外婆的去世，在“文革”中又继续挨整，下放福田“五七干校”，儿女一个个由于“家庭问题”而失学、下乡……更不用说几十年间全家作为“双右派家庭”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和人格上受到的欺凌了。母亲出身贫苦，物质生活的匮乏和肉体上的折磨她都能坦然承受，最无法接受的是年轻时代豁出性命去追求的理想被玷污、被亵渎。但她顽强地活过来了。她没有什么文化，只识得几个字，进过短期的干部文化补习班，能写信和日记。父亲总是说她“头脑简单”、“不懂政治”，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能以一个中国传统女性的坚韧和朴实面对生活中种种难以忍受的压力，而不愿意进入政治斗争的游戏圈。她成为“右派”的理由最简单不过了，并不是由于有任何“鸣放”言论，而仅仅是由于不肯跟父亲“划清界限”（离婚），认为父亲和自己没有错。母亲天性正直，具有平等思想，这一点甚至比知识分子的父亲更强。在家里，母亲对待我们兄弟姐妹一视同仁，她从不表露任何偏心。也许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孩子在家里受到歧视是什么滋味。
粉碎四人帮后，父母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了改正，母亲在报社积极地投入了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的工作，凭她的公正和刚直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离休后，她的心情渐趋平淡。由于长年受到各种故意摧残身体的磨练和“改造”，她落下了一身严重的疾病，但她心地坦荡，不愧对任何人。她最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五个儿女在艰难的环境下一个个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自学成才，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回顾自己这动荡的、不平凡的一生，她总是感慨良多。大约从十年前起，她就开始动笔将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断断续续地写了有十几万字，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看了，为母亲文笔的新鲜生动、感受的细腻真切而大感惊讶，后来由我大妹帮她发到了“榕树下”网站，2000年，又以《建明自存集》为书名自费印了一百本，由母亲分送她的同事、朋友和熟人。
近几年，母亲身体大不如以前了，有几次住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但只要稍微好一点，她总要每天写一点回忆性质的文字，她把这当作自己晚年能够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的精神支柱。有时精神不济，就对着录音机讲，由我妹夫整理。就这样，她又积累下了有十多万字。后来的这些文字都是些美丽的散文，作为文学作品看比她的自传更为纯粹。母亲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心境，那个小城，那条小街，那条清幽幽的潇江，那些可亲可爱的亲戚和邻居，儿时的玩伴，还有大人们讲的和自己亲历的许多美丽的故事，隽永的故事，悲伤的故事，都如画一般地透过一个小女孩的眼光展现出来，其语言的韵味，风格的清新自然，描绘事物的准确，表现人物的栩栩如生和传神，都令人惊叹。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母亲有这般写作才能，更惊羡她的记忆如此细腻和真实，有读过的人认为可以作为三十年代中国南方小城镇的风俗画来看，其中保存了极为可贵的历史记忆。我从此发现人的记忆有两种，一种就是平常的记忆，那总免不了抽象和概括（否则人怎么记得了那么多！）；另一种是艺术型的记忆，它保留了人生中全部丰富的细节、感受和温情。母亲告诉我，其实她只不过是直抒胸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没有想到要做文章。年纪越大，那些过去年代、特别是童年时代的生动情景就越是清晰地涌现出来，像泉水一样从心里面往外冒。这也许就是真正艺术的秘密吧：一个历尽磨难、饱受心灵创伤的老人，其实从来就没有抛掷过自己的童心，所以能够在童年回忆中找回真正的自我，达到与这个世界的和解，进入到一种超凡脱俗的纯净的境界，这时她随手写下的东西都堪称艺术珍品。的确，我在母亲的原稿上几乎没有发现改动的痕迹，篇篇都是那样信手写下来的。最开始，我也曾试着帮她把那些过于朴素或口语化的句子改一下，但很快发现不行，失去了原有的神韵。我大妹和妹夫也有同感。于是大家商定在打印时尽量保持原样，除了个别的错字外一律不动。
去年初，我将母亲的一部分成稿通过E…mail发给了我在武汉的作家朋友胡发云，看他能否推荐一个文学杂志发表。他看后吃惊不小，来电话问是不是我给加工过的，我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文字，母亲的文章没有人能够加工。他说他一定推荐一个档次高的文学杂志发表。果然，《中国作家》2003年第4期以《永州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