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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这篇文章，我清点了一下在该刊发表过的文章，出乎自己的意料，已有 25篇之多，还不敢说没有遗漏。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是怎么和《博览群书》打上交道的了？最后还是从我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上找到了答案。1997年4月8日我接到王小波的一封信。邮戳的日期是4月6日，信封上有他手写的地址和签名，信封内是一份打印的批判拙作的文章“《代价论》与乌托邦”。我还未及回信，5天后获悉，他于4月12日仙逝。一个月后，我在《博览群书》第5期上看到了该文。回复亡友的批评自然应该发表在同一刊物上，于是我第一次投稿给《博览群书》，文章的题目是“答亡友小波”，发在1997年11期上。也就是说，我同《博览群书》的缘分是王小波无意中系结的。顺便说，我非常珍惜小波去世前一周对我的批评，但是我真的觉得那文章中有不合逻辑之处，我在回应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令我不解的是几年后在李银河编辑的王小波文集中，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动。对我的揶揄没有了（那才是我们熟悉和喜欢的小波风格），不合逻辑之处也不见了。难道这么一篇小文，小波还写了两个版本？即使如此，给《博览群书》的版本是他亲自发出的，应该是定稿。为什么要更换？我希望李银河能说明。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王小波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研究者们必是事无巨细，竭泽而渔的。
顺着惯性，就给了《博览群书》第二篇稿子“读《赢家通吃的社会》”，发在1997年第12期上。这书是那年夏天我在纽约胡平寓所中听他推荐的。胡平的眼光还差得了吗。回国后说给海南出版社，刚好他们手里有台湾的译本，同意出版，并坚持要我写序。这文章就是那序言原文。放在书里的序言反倒是遭到删节的。
此前，我的社会评论的稿子大多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文化含量高一点的发在《读书》上。刚巧那时我的一篇稿子“有息借贷的是非曲直”交给《读书》数月还无答复。我便催促时任执行主编的黄乎，他几次的答复都是尽快处理。这令我怏怏不快。我们是一个小学科中的人，一个单位的人，甚至他的电话还是我帮助安的（那时安电话极慢，他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怎么可以没有电话呢，我怕我托付的人怠慢，索性拉黄平在一次活动后和电信局长吃了顿饭，搞定此事）。我早就在《读书》上发表过十余篇文章。其中关于吴清源的一篇被“几朵金花”（女编辑）们戏称为该刊年度最佳。我没有想过要拉关系作交换。且以为这篇稿子很好。但是同黄平较近的关系确实影响了我的情绪，我觉得：论公情私谊，这稿子都不好一般看待。于是我将稿子给了《博览群书》，他们立刻接受。我也立即电告黄平：那稿子我撤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又回电话，说那篇稿子下期可以用。我说：怎么可能，下期已经进印厂了。他忙说：说错了，下下期。我说：晚了，我已经和人家说定了。从此几乎再未投稿《读书》。很多人认为《读书》是“新左派”，猜测我是故意拉开距离。其实不是。我患的是另一种洁癖，也可能是更小器和苛刻的病症，高攀不上主义。慢慢地还感觉到两个高学历的专家办的《读书》没有过去那位低学历的杂家办的《读书》有趣味。与此同时，多家同类刊物在崛起，《读书》渐渐失去往日显赫的地位。《博览群书》当时的名声还小，但是态度和作风极佳，果然以后越办越好，也日益成为我的杂文的主要的收容站。
1999年在南方一家报纸上发过的几篇小文合在一起，发在《博览群书》10期上“高校扩大招生问题断想”。以后几家刊物转载此文。在网上引来滔天批评。我不上网，全然不知。到知道时，已经过景。错过了一场战斗。
同年应环保组织“地球村”邀请为他们写了“自行车族宣言”。到活动开始时，他们又觉得发表宣言不妥。文章只好更名为“自行车族成员的呐喊”，发表在《博览群书》2000年2期上。
同年第5期上发表的《我之舒芜观及其他》，不能说一点不对舒芜，但主要是针对为他辩护的青年人。今年才发现为他辩解的第一健将是余世存。我非常看好小余的才能，很想同他好好争论一番。无奈小余坚持说：我们观点—致。或许是性格使然。他的激进的政治立场后面是平和的性格，我的平和的政治立场后面是好斗的性格。但是性格只能解释一部分原因。分歧是再显然不过的了。遇到一个够格的对手是一件幸事，争论是有益于双方的，为什么要回避争论呢？我真的不理解。
2003年《博览群书》一字不改地发表了我的“非典期间断想”，显示了该刊的勇气。我在文章中批评了两位领导。一位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他说：“封城”的说法是别有用心。我认为这么说是极不妥当的。另一位是王岐山代市长。王市长说，每天的非典数字都要报给他，他签字后公布。我认为，统计数字的公布应该独立于行政长官。在我的文集《被动吸烟者说》出版前，出版社坚持将后一批评删去。我提出，该文已经发表过，仍然无效。两相比较，更形《博览群书》的勇气，他们首发过的东西，别人竟然不敢转用。
同年写了一篇批评《王蒙自述》的文章。送给几家大报。答复都是：王蒙和我们报社关系不错，前些天来报社作报告，和社领导吃饭，不便刊登此文。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真是应了毛泽东的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饭都吃了，还说什么。同时这距西方自由民主的新闻传统也是十万八千里。完全是左右失据、无主义可言的庸俗堕落。转投给《博览群书》，还是极快地刊出，一字不改。
2003年初，张维迎请我为他的《信息、信任与法律》写篇书评。半年后我才找到时间，写了一篇8千余字的长稿。尊重他的意见，送给了《读书》。我的唯一要求是不删改。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中同《读书》的编辑、我的老朋友贾宝兰沟通了多次。她最后的答复依然是：我会争取不删节，但是不能保证。我只好撤稿，给了《博览群书》，两天后就得到答复：一字不改，且一个多月后就刊出（2004年第2期）。我一直想告诉贾女士：我的选择完全是根据刊物的开放度和效率。这里还想说的是，能写这篇书评不仅是因为张维迎的请求，而且是因为书确实不错，不错才达到了被评价的资格。光说好话，那不是书评，那是作托，是马屁文章。我对张著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希望听到维迎对我的意见的反驳。”但是我最终也没有见到答复。我以为，对不期而遇的批评应尽可能答复，对于邀请到的书评中的批评更有答复的义务，这是学术上的起码的礼节。
2004年9月我看到自己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知识分子之一，当即写了一篇“我能影响中国吗”，以答复该刊对我的厚爱。不料，我投稿的所有报刊，包括《人物周刊》都拒绝使用。拙稿还是被《博览群书》收容了，并以超常的速度在该年第10期刊出。
七年来，我受惠于《博览群书》。在这里我享受到一个写家的最大礼遇——不遭删改，最大快乐——高效率，最大的、堪称破格的荣誉——有三期《博览群书》在同一期上刊登了我的两篇文章。七年来，我同常大麟先生、李焱女士通话无数次。若外人旁观，必判定我们是老朋友。我们也毫无疑问是老朋友了。但是我只是在他们主办的会议上同他们二位有过一面之缘，绝对是君子之交。我庆幸，有这样的朋友和园地，才使我面对一些公共问题，没有遭遇失语的尴尬，并在偏执的言说中享受快乐。
谨以七年来发表于此的几篇文章背后的细碎琐事的回忆，表达我对贵刊二十年庆典的祝福。
一些琐屑的往事
■ 黄 波
《博览群书》满二十岁了。在刊物上看到“征稿启事”，我就寻思着要写点什么。回头查阅旧刊，这一看竟有点吃惊，自从20Q2年第一期刊载《在孔子与罗素之间——漫说张申府》一文始，短短三年，我已在《博览群书》上发表了13篇文章。记得张中行老先生当年因突然成为《读书》杂志的高产作者，曾专门写过一篇，自报家门似的文章，起首就说，一个名字如果没有什么预兆地在一家刊物上频频露面，难免会引发猜疑：此君什么来头？是啊，我有什么来头？
说来惭愧，充其量，我连学界的边缘人大概都靠不上的。我在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氛围的内陆小城里，从事着基本与文化绝缘的纯技术工作，而且至今我不过是自修大专的学历。唯一还可以略充风雅的是，读书倒是我与生俱来的一大嗜好，而且每每于卷终之时自以为还略有所得。如果没有这个嗜好，我绝对不会鼓起向《博览群书》——这个原本是雅人扎堆的地方投稿的勇气。说起投稿，也颇有趣，记得还是在2001年岁末一个慵懒的冬日，我合上了那本《张申府访谈录》，陷入了一种于年龄不太相称的沧桑之感中，脑海里储存的关于张申府先生的资料突然活跃喷涌起来，写作冲动不可遏制，那第四千余言的《在孔子与罗素之间》一气呵成。那时我还没有上网，所知道的投稿的地方极少，碰巧小城邮局里阴差阳错地有《博览群书》出售，便请人打印一份，在邮局抄了地址寄了出去。老实说，寄稿的那一瞬，刊物上那些响亮的名字在脑子里—闪，我是没有多少奢望的。结果不用说了；在一个几乎无人知晓张申府其名的内陆小城里，一个年轻人居然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关于张申府的文章，而且这文章居然在京城的刊物上发表了，当他捧着那本刊物时的心境如何，也不必说了。我知道说这些东西为一个刊物祝寿是相当俗套的，更重要的是，《博览群书》不是一个喜欢自恋的刊物，我当然也不是一个多么喜欢自恋的人。其实我只是对《博览群书》亢溢的包容性略表敬意而已。包容二字，说来轻巧，但在当下日益浮躁、功利的语境里，一个刊物能始终有此雅量乃至不弃涓埃，实在是不容易的。
和我相熟的朋友说我这几年稍有进步，如果朋友们的话是真诚的，我要说，我的点滴进步里都有《博览群书》的推动。这种推动有时是有形的，比如刊物对各种文化热点问题的探讨催人思考，编辑偶或的点题约稿让我不敢懈怠；有时是无形的，比如说正是通过近几年比较频繁地给《博览群书》写稿，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如果不怕脸红还敢自承文风的话。当然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也是我须臾不敢忘的：因为2002年第10期那篇《托克维尔的启示》，新浪网站文化频道的编辑为策划“70族，最完整的一代”专题找到了我，虽然她在那个专题里把我和徐晋如、刘峥等人列为70年代出生的人中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有些比拟不伦，但这对一个在小城里寂寞写作的人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慰藉；2002年第7期那篇《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出乎意料地促进了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