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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身居台湾的儒者，您的内心感受如何？您做了些什么？
林：我不敢自居为儒者。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传承者之一，我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从理论层面来说，我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日据时代，台湾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体的，在现代，这二者却分家了。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工作去了解、去澄清、去弥合。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还太少，内地的有关方面做的也很不够。就实践来说，我也做了一些宣介工作，比如我用闽南语给台湾民众讲中国文化经典。在今年的五二○选举之后，我也参与发起成立了民主行动联盟，参与了“反6108亿军购”游行，在广场上演讲了几次。2004年5月4日，36位文化界、教育界与社运界人士组成、已获504人连署响应的“民主行动联盟”正式成立。台湾现在的优点是任何声音都可以发出，但与此同时，在一个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社会里面，权力和理性之间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真正理性的声音往往会被淹没，而主导性的声音往往是被权力所支配的。因为声音太嘈杂，内地这边的很多人，包括有些官员，对台湾的真实现状及其台湾人的心理还了解不够，甚至有很大的误解。
问：两岸分离太久，内地这边对台湾人的孤儿意识恐怕是缺乏体认的，所以了解不够啊！
林：是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唐景崧、丘逢甲宣布台湾独立，在东亚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国，虽然只存在了几十天，但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希望总有一天回到大清国。丘逢甲的诗句是很悲痛的啊——“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台湾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很痛苦的，这种孤儿意识也是很正常的。终于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重见天日，当然是大好事了。没想到在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是非常不幸的。1949年，两岸又分隔了。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打压台湾本地势力。国民党政权本不是外来政权（虽然民进党现在把它说成是外来政权），但这种本土政权结构上具有外来性。同样是炎黄子孙，国民党政权却没有平等看待，于是就跟台湾的知识分子产生严重摩擦，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好好处理、认知、忏悔这件事。从我们儒家来看，发生了一件事，首先应该反躬自省。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好好地了解我们的先贤是怎么抗日怎么爱国的，然后想想我们在今天应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往圣先贤，可惜现在还是在混战一场。这件事就会很快拨云见日，台湾的这段历史就会慢慢恢复本来面目的。
问：陈明先生说，在台湾与内地的统一问题上，讲中国文化不见得有用，但不讲中国文化则绝对有害。在文化上认同一个中国，也会给政治上的一个中国提供支持。
林：那是当然。两岸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角度的问题，是个态度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要把技术提高到方法，把方法提高到本体。谁拥有“道”了，谁就在这个问题上占有优先性了，谁就统一了中国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是哪一群人的中国。现在谁最容易做到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最容易做到。就看它怎么做了。现在很多人忧虑台湾会走上违反统一的道路，我看未必。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个民主宪政体制，不是政治领导社会，而是社会领导政治——社会每隔四年就要颠覆、重组一次政府。我们在台湾最关心的不是政府被颠覆了，而是社会风气是不是被败坏了，人心是不是颓靡了。
问：在台湾的民主宪政过程中，新儒家为反抗集权政治进行了不懈抗争，这其中尤以徐复观先生为代表。可是，正如你所言，现在台湾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宪政，但却在政治上出现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倾向，这对于台湾的新儒家而言是不是个悖论呢？
林：台湾有它的历史悲情，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有一个长期累积的“业力”。我常说，这就要用慈悲来化解悲情，用愿力来解消业力，要领受天命来克服宿命。去年我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来谈这个问题，呼吁台湾同胞要正视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台湾现在是民主宪政的操作体制，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是从原来的威权体制下的传统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的一个阶段，是掉下到了一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就是山寨林立，就是草莽气嘛——现在就连一些很文雅的人参与政治后也会讲出很草莽的话来。在江湖社会是不讲正义的，只讲狭义的“道义”，其实就是“情义”。“情义”不是“天理”，是“偏私”。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就像墨家、墨侠一样。墨家、墨侠往下掉就是“黑道”了。至于有人说新儒家追求的新外王“民主与科学”给台湾带来了乱象，于是就忧心忡忡内地的民主化前景。我认为是不对的。民主并没有给台湾带来乱象，台湾目前的状况并不是乱象。台湾现在是政治人物的叫嚣很严重，传播媒体的炒作很严重。民间社会，老百姓还是各安其位。而且，我们用国语、闽南语在民间讲学还是很多的，也没有什么阻力。各个教团、社团还是一如既往地活动。我们要恰当了解台湾。而且，台湾的政治发展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是个很重要的试验品，现在正在苦痛的考验之中。能否成功走向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还不好说。我认为，它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它的民间底蕴是很丰厚的，文化的调理能力是足够的。
问：很多人对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开出民主、科学的理论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文化还是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林：牟宗三先生论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是诠释上的一个理论逻辑次序，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发生次序，也不是一个实践的学习次序。台湾也是在实践的学习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调理。台湾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调解，所以才走得比较顺。中国文化土壤在台湾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也是一个相互调理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个“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而是在学习“新外王”的过程中，用中国文化调理“新外王”，也用“新外王”回过头去调理出一个“新内圣”。
问：港台新儒学作为近现代以来儒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成绩。在牟宗三先生之后，它的发展前景会是怎样？
林：港台新儒学的发展现在出现了不同的路向。一个路向就是继续沿着牟先生的思想往前走，我名其曰“护教型新儒学”。这种路向的新儒学人数还不少，在目前的新儒学阵营基本上占一半以上。另一个路向就是“批判型新儒学”，人数还比较少，我自己就属于这个路向，也可以说是后新儒学吧。我受牟先生的启发比较大。但是我认为应该由牟先生回到熊十力先生，应该由熊十力先生回到王船山先生。如果回到中国文化传统来谈几个核心范畴，如理、心、气何者为先？我认为是气为先。我的“存有三态论”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在目前看来是成立的。牟先生受康德学的影响比较大，知识学的色彩比较浓厚，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有独特的成就，但也有限制。我们现在应该继承牟先生的思想资源，应该了解牟先生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在现在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如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妨碍现代化。在当时，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太强了，牟先生他们不得不回答胡适、鲁迅等人提出的问题，不得不指出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对儒学的非本质把握。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虽然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假问题，但很能蛊惑人心，牟先生在理论上做了澄清工作，在理论逻辑次序上给出了一个答案，是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理论的逻辑次序不等于实践是学习次序。就拿台湾现在搞民主化、现代化的这帮人来说，他们了解牟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是什么吗？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了解的旭这并不妨碍他们学习现代化。牟先生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如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新的年代，后新儒学必须考虑新出现的问题。 问：那您对蒋庆先生对港台新儒学的批评有什么看法？ 林：蒋庆先生对儒学是有他的理解的，很有见地，也深入思考了的。而且，他对西方的民主、宪政有忧心。这个忧心是容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学都可以来讨论，我也愿意加入讨论。蒋庆先生的想法很理想，但是如何可能？不容易啊！我发现现在内地有些人把西方的民主宪政与西方的基督宗教关联起来思考问题，认为只有在中国发展出基督教，中国人只有成为基督徒。中国才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宪政和科学来。这种思考是很奇怪的！怎么在现在还有这样的看法呢？这是一种胡涂的思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它认为中国文化发展不出来民主与科学，必须把中国文化的本质撤换为基督教文化。我认为蒋庆先生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西方的民主现在问题很严重，这不是一个国情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中国文化发展出来的“人格”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只是高张西方近代发展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