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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们当年插队的时候，大家舱家庭背景各不相同，那是一个政治时代，很讲出身，每个人去插队时的心情、政治态度都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我思想不是那么革命，上山下乡我不怎么愿意去。我当时很傻，还等着上学呢。人家说学不办了，我不怎么相信学校不办，我是在一种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走的。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离开家庭过独立的生活是一种解放，很高兴。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父母对孩于的管制，不像现在那样犬事小事都包办了，限制也很多，那时候是不太管的。即使那样，当真的离开家过独立生活的时候，即使有的人不愿意去，但还是感到离开家是一种解放。为什么？因为长大了，一个十八岁的人真正出去闯荡，过独立生活，终归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很过瘾。所以我想，一年寄宿学校的生活，还是会赢得一部分家长和同学欢迎的。在一些地方，这个制度可以强制执行，成为一个学校的特色：这是本校教育的一个环节，一个措施，在本校没有特权说可以不住宿，而且就一年，想多了也没有，想豁免也不行。
我们要全面地理解所谓能力。整个中国教育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过于把能力和学习成绩划等号，这样的理解太狭窄了。一些中国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孩子在美国的小学校里念书，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好，因为他的孩子在美国学校里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美国的教师认为他这个孩子的培养不及格：生活不能自理，没有交往能力。因为对孩子的培养，首先是其自理能力，第二是能和别人合作。孩子为什么与人不能合作？因为没这个能力，除了念几本书以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人里非常多。我妹妹的孩子在美国读书也是属于班里学习最好的，尤其数学学的非常好，这样就可以单科跳班。美国学校就这样，你有这个专长，不能委屈你。他别的课还跟原来的班学，数学从来就是拎出去学。但是其他方面，他可以说根本就不及格。没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一切的事情都靠父母。有一次他去参加十岁孩子的暑假夏令营，到那里第一天就大哭，因为他妈不在那儿。别的学生老师都不能理解，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哭，你妈不在就不成？后来我妹妹就将孩子提前接回去了。我们都觉得绝对不应该这样做，应该硬下心肠来。因为在一个班里，这是一个孩子的一种耻辱。你和人家同龄，胳膊腿不少，个子也不矮，你怎么不能自立呢？同学们会耻笑他。他跟同学们交往能力也不行，没有人家那种能够主动去建立朋友关系的能力。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请问你日后能做企业家吗？能做政治家吗？过去多子女的时代，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兄弟姐妹要互相照顾，甚至有些摩擦，要在矛盾中共存，要能够求同存异。这些东西在生存中自然地慢慢就学会了。在跟哥哥吵架，然后和解之后懂得了怎么相处，然后把从家庭里学会的东西带到学校里，就会有交往能力。现在这第一堂课没有了。所以我再次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独生子女社会，有一个强制性的一年寄宿制，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想法，曾经写文章发表过，但既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我觉得服兵役是非常要紧的事情。让更多的人服兵役，这样就能缩短服兵役的时间。服兵役的年头中国比国外长，短些就能够给更多的青年提供机会服兵役。服兵役对我们这个独生子女社会有一项特殊的功能。除了学习军事本领保卫国家，部队还是一个锻炼人格的大熔炉。对独生子女来说，这个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城乡，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的人的大熔炉，不仅对于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的好处非常大，还有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子弟的交往。这是人生一笔非常重要的资源。一个人如果有几个贫困的朋友，有几个农村出身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朋友，有几个十八九岁交下的朋友，能够从他们身上知道很多事情。这样，北京的人和农村的人、富有的人跟贫困的人都经过部队中的交往，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融合，对每个人人格的全面发展的好处太大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为人学的管理学
■ 乔新生
在中国，成长最为迅速的一门学科就是管理学。作为转型期社会的致用之学，管理学的触角几乎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是如此的杂乱，以至于人们很难从一个相对稳定的角度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找出管理学的内在逻辑。如果说经济学实现了理论的．回归，重新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那么，管理学仍然处在经验探索阶段，在更多的时候，管理学只是对管理经验特别是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
在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管理学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命题。所以，管理学界需要静下心来，去伪存真，将那些真正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观点发扬光大。譬如，关于管理的观念，有人提出“细节决定成败”，但也有人提出决定成败的并不在于细节，而在于战略方向。这种各执一端的论述不但容易误导企业界，而且给今后管理理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扰。
在我看来，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经济学着重于解决资源的配置问题，它在宏观或者微观的层面，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问题。管理学的价值就在于，不仅看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层面，而且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人的价值实现。所以，管理学是一种充满人性的科学。研究管理学，如果见物不见人，没有把人的价值实现作为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那么，管理学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当然，经济学在有些时候仍然把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自己的既定目标。但是，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往往是在貌似公允的立场上，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情有独钟。这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使得当代经济学家背上了过于沉重的包袱，他们希望通过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来解决世上万物的生存问题。很遗憾地是，由于经济学家过于“贪婪”，反而使得经济学命运多蹇。目前在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处于主流地位，但是，从自由主义学派，到批判主义学派，从批判主义学派，到新自由主义学派，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弊端仍然在于见物不见人，没有看到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价值实现。所以，经济学家在调动一切手段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虽然这几年，经济学家也在调整自己的思路，譬如在对经济发展目标作出预期的时候，有意识地引入了心理预期价值判断，可是，当经济学家终于觉察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价值时，经济学家反而变得束手无策。因为在讨论人的感受时，经济学家不如心理学家。在讨论政治生活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候，经济学家不如政治学家。在讨论生产经营与社区发展关系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不如社会学家。甚至在讨论经济现象的法律规范时，经济学家不如法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既没有理论创见，也没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
倒是管理学家身体力行，通过实证分析，找到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在实践方面，管理学家不如企业家，企业家能够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思路，更新观念，而管理学家往往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不能因应社会的变革，及时调整自己的逻辑思路。管理学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的时候，缺乏经济学家那种历史的厚重感；管理学家在解释现实生活中经济问题的时候，也缺乏企业家那种洞察问题的能力。管理学家中不乏佼佼者，他们能够在细微之处发现价值，但是，有时候他们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将个案放大，从而得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来。
管理学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捉摸，以至于有些管理学家几乎成了开坛布道的宗教领袖，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扬自己的管理哲学，甚至用逸闻趣事和插科打诨来散布自己的理论。我曾经多次在一个场合听到管理学家用小故事来阐述大道理，这就好像我走进寺庙，听禅师用佛祖的故事劝人向善一样。如果管理学沦落到这种境地，那么，管理学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了。
管理学的本质应当在于发掘人的价值。管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于人的学问。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学家应该是政治家，了解现代社会人的政治诉求；管理学家应该是社会学家，了解人的社会群体属性；管理学家应该是法学家，了解社区人群共同的行为规则；管理学家应该是心理学家，了解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通过影响心理波动发挥人的潜能；管理学家还应该是哲学家，能够洞察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管理学家不是万金油，管理学家是人类心灵的大师。只不过与宗教家相比，管理学家更多的是借助于科学的手段，而不是心灵的暗示；与心理学家相比，管理学家应该更多地从现实社会寻找实证材料，而不是关注人的内心活动，忘却了社会大背景；与社会学家相比，管理学家不仅注重田野调查，发现“这一个”，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努力改善人际关系，追求人类普遍价值；与法学家相比，管理学家不需要在民众中寻找共同的准则，从而通过民主的方式，上升为国家的法律，管理学家只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妁棘手问题，哪怕这样做会导致规矩被修改，
打个比方，在一个家庭中，祖宗的牌位和餐桌上的教义，是属于宗教、哲学和历史研究的范畴，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规则则是属于法学研究的内容，经济学关注资源的配置，家庭的开支，心理学关注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而管理学则像是一个慈祥的老母亲，唠唠叨叨地呵护着全家人。离开了管理学，家庭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既然管理学是如此的人世，所以，一切附加在管理学上面的种种华丽的词藻都没有价值。从根本上来说，管理学以人作为出发点，同时又以人的价值实现作为最终目标。如果离开了人的因素，管理学的发展就没有了根基，也没有了方向。
在企业管理中，人的价值尤为明显。企业是一切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