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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国家精神塑造者们看来，革命是天地下最神圣的事件之一，应由道德高尚的公民来领导，其宗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看来，俄国革命是一场空前的邪恶和灾难。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把苏俄共产主义看成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非美国素”、 （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范围内与后者的较量看作实现美国“使命”的大决战。
美国标榜和推行一种与苏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标，其核心是按照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原则建构一个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法制、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国际公民社会。而中国正好是尝试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最大最适宜的试验地，并且很可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谁都始料未及的客观作用是大大强化了苏俄和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争夺。与邪恶、野蛮、令人厌恶而丑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说辞相比，苏俄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不仅为孤独悲惨、“苦撑待变”的中国所欢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国希望通过抗战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精神需求；不仅在形式上，苏美是中国的战时盟邦，是中国最渴求的国际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国辨认和领受自己命运和使命的最期待的先进思想。中国确实获得过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的救援，同时也承受了必须为之付出的高额代价。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伸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云诡波谲、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自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走向第二次合作，“不容再有萁豆之争”；1937年清明节，两党同祭黄帝陵，毛泽东特地作辞日：“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民众，坚决抵抗。”卢沟桥事变翌日，毛泽东甚至呼吁“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般的团结起来”。两党曾在莫斯科、南京、上海、庐山、武汉、西安多次会晤商谈，但蒋介石、毛泽东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始终动如参商，南辕北辙。揆诸美英苏三国元首，其成见和分歧远远超过党派、阶级，却多次直接会面，可见国共两党积怨未消，彼此没有真正的信任，缺乏缔造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政治信念、思维和风范，也暴露出中国仍然深深地陷滞在传统社会的古旧格局中，难于自拔。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毕竟都是中国人，终不至于是永远不共戴天的寇仇。
1942年1月3日，在苏联“养病”三年之久的原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突然飞抵西安，发表了一番“新言论”，让国民党衮衮诸公刮目相看：“我们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6页）
林彪坦率告诫道，如果国共两党“磨擦”、“冲突”，则不仅不能使国力迅速增长，而且必然造成内战重现。
此时，苏军正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漫长战线上与德军苦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转机远来出现，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五十天，美国和苏联都处于最困苦的时期，它们几乎同时感到，中国拖住日本乃是天底下最迫切的事情，国共的合作不容任何损害。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120页）
10月13日，林彪以毛泽东特使身份在周恩来陪同下晤见蒋介石，特别转告毛泽东的话，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通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6月26日，中共中央与之呼应，表示接受提议。1944年2月8日，毛泽东致电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预言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不会改变，“必然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故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争取有利之前途。观察今年国际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树实录》，第135页）
历史的演变、实力的消长、形势的发展始终规约着国共两党关系，决定着双方对抗或合作的方式和目标。
1944年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与盟军诺曼底登陆、苏联战场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胜局形成严酷对照，致使美英盟邦以前所未有的悲观态度看待中国，致使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韵呼声大幅提高，并且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都由报刊、广播公诸于世，毛泽东复电也公诸于众，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纷纷投书致电，为国共领袖共商国是献策进言。
8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社论称，“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函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贺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蒋介石先生贺电书后》社论，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但是，要团结先要民主。我们提出了真诚促成团结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些办法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极起码的要求。”该报质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哪一个国家还需要承认执政党以外的党派合法存在？这样才能真正的谈到团结统一，民主建设，这样才能真正的救人民于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气’。”该社论最后说，“附带上一句我们的忠告：内战的火不是好玩的！”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又发表《我们的抗议》社论，对“中央社”所译美国《纽约时报》17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予以详细反驳，对所谓“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尤为愤怒。该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们反对一党专政，决不自己再来一党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绝非其他”。
8月24日，胡适之托人“代为发出”一信，“劝告毛泽东君”，自称“此是闲人偶尔好事”，文曰：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杰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巳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所谈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廿四日。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赫尔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1945年8月14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与其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称：“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这份通知认为，“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该通知最后告诫说，“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417页）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