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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传统哲学的“主体”，即使不是来自“我思”，至少也要在“思”和“在”之间维系某种同一性。萨特的“主体”却没有这样的同一性，而是注定身陷“自欺”的迷局。从《厌恶》到《存在与虚无》，再从《文字》到《家庭白痴》，即使在他对“集团融合”最为痴迷的阶段，他对“自欺”的关注依然不绝如缕。毋宁说，这是“前一个萨特”躲藏在灵魂的某个角落，悄悄地研磨针对“后一个萨特”的解毒剂——这一解毒剂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奇迹般地奏效……
萨特的“主体”之所以是“自欺”的“主体”，因为它诞生于“目光”。
最深奥的思想也有其隐秘的肉身性的起源。萨特是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付出过巨大的努力，设计五花八门的计谋，试图不让别人把注意力停留在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公正的丑模样上。他从中得到的形而上的教训就是：“主体”是在他人的“目光”下形成的，因而也是变动不居的，“人并非生来就是犹太人，而是变成犹太人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对这种“目光”造就“主体”的思想赞不绝口，并承认自己的镜像理论从中受益匪浅。
但萨特对“目光”的强烈信任却是极其传统的，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传统哲学家。他像柏拉图一样说，看和想是同一回事；和黑格尔一样说，思想中最好的东西“集中在眼睛里”。由此引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对“透明”的信念一如果不是因为崇尚“透明”，追求“透明”，他又怎会在《文字》的结尾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个人都是由所有的人构成的，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所有的人也都和他一样。”
八
萨特瞎了。
BHL说：“他是最后一个确认目光具有柏拉图的优势的西方哲学家”，可是他瞎了。
瞎了，不能看，不能读，不能写。这个毕生崇尚“透明”、追求“透明”的人如今滞留在黑暗中，一直延续了五年，直到生命结束。
“目光”消失了，“主体”沉人了黑暗，但思想并未终结，而是在悄悄酝酿新的转机。《萨特的世纪》的惊人之笔，就在于告诉世人：正如从对他人“目光”的敏感中诞生了“第一个萨特”，从斯特拉格战俘营的“透明”中诞生了“第二个萨特”，从双目失明的黑暗中也诞生了“第三个萨特”——而且是真正伟大的萨特，永恒的萨特。
BHL的依据是萨特在生命尽头发表的与秘书贝尼·列维的对话录：《现在的希望》。许多来自不同阵营的权威人士，包括波伏娃和阿隆，都曾对这篇对话录表示质疑和遗憾，认为萨特被他的对话者、一个工于心计的前毛派分子可耻地利用了，说了一些荒诞不经的话，完全背离了他过去的思想；但也有不少有力的证据表明，萨特在对话时相当清醒、睿智，他坚持发表这篇对话录，就是要留下最后的证言，所谓“背离”其实是像凤凰涅槃一样开始了新的思想生命。
萨特和许多同时代的思想家打过交道，但犹太哲学家勒维纳斯却是一个例外。萨特早年曾经通过勒维纳斯的论文窥到胡塞尔现象学的门径，此后再也没有关注过这个人。然而，在他双目失明的那些日子里，贝尼·列维扮演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他出入于勒维纳斯和萨特之间，跟勒维纳斯谈萨特，给萨特读勒维纳斯，这样他就（也许是无心地）促成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相遇之一——萨特与勒维纳斯的相遇。
萨特的哲学有死穴，有软肋，诸如“主体”和“本质”，“透明”和“集团融合”，“历史主义”和“救世学说”……这些其实是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的沉疴，而勒维纳斯正是在以《塔木德》为代表的古典犹太思想中找到了治疗哲学痼疾的良方。“第三个萨特”是勒维纳斯的信徒，他在最后的对话录中借用了后者的四个概念，仿佛是要用来承载新的思想建筑的四块基石：“他人的超验性”（针对主体）、“普遍历史之外的东西”（针对历史主义）、“群体的矛盾”（针对集团融合）、“没有救世主本人的救世主降临说”（针对救世学说、乐观主义、进步主义）。
基石刚刚布好，还没来得及建筑，萨特死了。
BHL说：“通常人死了，人们因他而产生的情绪就会平静下来，人们的感情就会变得稳定……对萨特，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他死后尸骨未寒，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
好在还有一个黑暗中的萨特，虽然在思想史上只留下了一缕文字的蛛丝。他终于没能成为“透明”的存在，而是保留了自己的黑暗一这黑暗却远比透明美好。
纳粹如何引导德国走向疯狂
■ 王纪潮
多年前我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因该书当肘是内部发行，大家排队等待阅读，我读的就比较匆忙，但是印象很深的有扉页上的题记，那是作者引用歌德的一段话来批判整个德国的国民性，是说德国人作为个人，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是那么的可怜。德国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众多的杰出人士，为什么整个民族却卷入了纳粹的战争，在人类历史上造成空前的浩劫？在二战后人们对第三帝国历史最关心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恐怕就是想知道它的答案。夏伊勒本人在第三帝国生活过，既亲历了纳粹德国举国上下的狂热，又目睹了它的迅速覆亡。在战胜国的语境下，他显然把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归结于德国的国民性，这虽然契合了当时多数人的想法，但未免也太简单了。
我们知道，歌德韵年代德国还没有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歌德对整个德国人这样不留情的批判差不多就和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样，只是恨铁不成钢的极端说法，未必就正确。事实上由于每个社会都存在着多元价值和多元选择，任何社会想以某种理想来整齐思想、规范集体行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是歌德、鲁迅，还是大众媒体，他们心目中的国民性，多少都是理性霸权的产物。换言之，“国民性”只是权势或者精英集团为控制民众设计出的理想状态。在对待德国的浩劫问题上，德国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3～1954）在战争结束盾次年就指出，纳粹造成的浩劫并不是德国的文化传统，而是出自偶然。（《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2002年，第 85～103页。下简称《浩劫》）梅尼宽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这个判断与兰克学派一向所主张的不带主观价值的“事件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却完全不同，它不是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方式的产物，而是出于他对本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史学家的直觉，也就是说，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在他看来不是德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源于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文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诉诸理性，而在纳粹德国的历史上，除了狂热还是狂热，人们的理性到哪里去了？在二战以后的许多年，西方学者出版有关这场浩劫的大量著作差不多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梅尼克的观点从来就不是主流，但也不乏支持者，像英国学者泰勒（A．J．P． Taylor，1906～1990）就认为二战不是希特勒预谋的结果；希特勒本人并没有明确的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计划，他的扩张言论只是投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众所好，并不比他的前辈更激进；这场战争是一种偶然和西方列强忙中出错的结果。（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93～311页）在我看来，夏伊勒对纳粹制造出巨大浩劫的原因虽然看简单了，但梅尼克则明显是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所偏袒。这两种结论大概都是因为距历史太近不容易从宏观和多角度的研究所致。有意思的是，两人都感觉到尼采、黑格尔的思想与纳粹主义有关。夏伊勒认为希特勒受了黑格尔“世界精神意志”思想的影响（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161～162页），而梅尼克指出源于黑格尔的强权国家思想在希特勒身上体现了它最恶劣和最致命的东西。（《浩劫》，第21页）仅从他们承认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和纳粹主义有渊源关系这一点来看，就说明把德国产生纳粹主义归结于国民性或偶然性是有问题的。面对德意志这样一个有崇尚理性的民族和纳粹主义与古典理性主义有关系这两个问题，用国民性或者偶然性来解释这场浩劫的原因显然都失之偏颇。
如今导致德国和人类文明的那场浩劫已渐行渐远，学术界对纳粹历史的兴趣却并没有为之稍减，纳粹兴起的原因、它的反犹和扩张政策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只是解读纳粹现象的视野更广、更为理性和客观。最近我读到英国学者迪克·吉尔里（Dick Geary）在2000年出版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Hitler and Nazism）就感觉不错。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授，研究德国现代历史的专家。该书是作为大学丛书的一种专门写给普通人看的，篇幅并不大，却包含了学术界对纳粹历史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重点仍然是要为读者解说纳粹主义为什么会在德国起源。他只讲了希特勒的作用、他掌权的因素、第三帝国的本质和纳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这四个问题。它们集中起来就是要告诉一般读者，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的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如果只是认为德国纳粹的历史和希特勒的崛起是“德国人的某种独特性，那是十分危险的。”（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2页。以下简称：《主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类似纳粹主义的现象仍然在世界其他的地方重演，在科索沃、车臣和今天的中东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在不断地支持吉尔里的结论。
在任何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历史著述或是强调个人作用或者是强调集体作用。这两者看起来是所谓英雄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野，实际上它们还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忽视了社会组织机构的作用；二是为个人的“逃责”（impunity）［“逃责”是指那些参加种族、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执行者以及参加侵略战争的官兵在社会无法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在事实上或法律上逃脱了被追究侵犯人权的刑事、民事责任；没有这种调查，对他们起诉、审判、定罪、判刑以及对受害者进行赔偿都不可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拉美国家在当地专制政权瓦解之后，苦主们没有办法伸张正义，于是国际人权运动率先从拉美发起“反逃责（End of Imp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