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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会有一次文化保守主义的聚会。康晓光提出，要将儒教立为国教，用“仁政”理论来为执政党提供新的合法性论证。这种意义上的儒学，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策论”。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尝试，董仲舒、戴季陶都是我非常佩服的人物。但是，对其前景或后果我持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无论在可能性还是效果上，都不敢太乐观。蒋庆谈政治儒学，实际上就是公羊学。他提出：以中国解释中国。头一个中国是汉代公羊学内部的家法。用来应对眼下，这是不行的，至少是不够的。不过这一观点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当前学术界“汉话胡说”的现状，他的意思在于提出应该“汉话汉说”。不过，他这里的两个汉都是古代的汉。在我看来，“汉话汉说”，前面的那个“汉”是古代之汉，即古代思想文本，后面一个则应是现代之汉，是我们自己。它的意思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意志诉求、生存情景来解说古代的汉，就是要即用证体、即用建体。
这实际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对儒学，继承和信仰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理性的去发展。他们是情感、信仰的投入比较多，有些判断比较情绪化，比如说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自由民主与儒学水火不相容等等。我不这样看，我不去做这样的价值判断。不管怎样，这小人文化已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不是你所能够选择的。我关心的是我们中国在这样一种潮流中能否胜出。我多次说过，只要升的是中国国旗、奏的是中国国歌，玩的什么游戏、用的是什么规则，不重要。游戏规则是强者定的，要改变它，先成为强者吧！ 这也就是我们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应对这个问题的共有三种策略。第一种是走俄国人的路。第二种是启蒙的路。第三种是我说的“中体西用”。我是赞成中体西用的。但我说的“中”，不是以某个学派某一文本，而是特定情境里中国人的意志需要；相应地，中体则是说以这种意志需要作为我们进行文化创造价值重估的最高原则。西，也不是简单的西方，而是一切外来的新出现的事事物物，西用就是它们都可以供我们选择，为我们所用。别人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不反驳，我想强调的是我也是理性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也不预设道的绝对有效性。我只会从中国当下的需要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强调，今天儒学的工作首要的是重建而不是继承。在这一点上，《原道》和其他的保守主义是不同的。这也说明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内部也是多元的丰富复杂的。
答 问
提问：您所说的保守主义和西方所说的保守主义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对于传统文化的界定就仅仅是儒家吗？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回答：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应该有些共同的东西，如对历史经验和传统价值的重视和珍惜，对理性限度的警觉。最大的差异应该是所保守的东西因民族不同而不同，这种不同既是理念的，也是立场的。
至于我个人，我从来都没有说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也从来没有说我是一个儒者。我是呼我以马则马，呼我以牛则牛的。我觉得我和一个真正的儒者比较还有很多的不足，因此不敢自称儒者。其次，我和现在一些自称为儒者的人之间有着太多的差异，大家认为他们是儒者象征的时候，我也不愿自称儒者。传统是不是就是儒家，这不是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因为儒家是解决目前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最合宜的方式，我才会选择了儒家。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就是我在演讲中说的境域问题。文化保守主义是用来应对现在遇到的问题的。
提问：您如何评价张岱年先生。
回答：对张先生去世，我表示了我自己的伤悼之意。但是我不同意有人对张岱年先生的评价：国学大师。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我认为，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大师，但是却不能没有大师的标准，因为那只会永远失去产生大师的可能。我这里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对传统知识上的深湛把握，其次是对传统价值上的自觉认同。这两点在张岱年先生那里都没有。
提问：您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我觉得您一点都不保守，您如何来看这个问题？另外，我对于儒学重要的不是继承而是发展也有不同的看法。儒学最重要的是继承，而不是发展。
回答：我希望我所有的批评都是错的，我是杞人忧天。但儒学要走进生活，就必须要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你的问题不能成立。即使是要继承，也有在今天如何继承的问题。至于文化保守主义，我在前面回答那位同学提问的时候提到了。这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在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负面的词，不过在今天居然成为了一个正面的词——这是别人的事情。我一直都是激进的，有些所谓儒者已在骂我伪儒了。我不喜欢也不在意人家按他的标准编排我。
提问：您一直在描述一个变动不居的道，那么，在追寻道的过程中，是否有缺损？如何来避免呢？
回答：你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月印万川。因为川有不同，月就有不同？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下午在论理学中心发言提到的“反对学科本体化”就是说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接受我们的有限性，然后再来谈弘道的问题。我特别喜欢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见道是通过人的活动才在历史中凝聚起来的。我觉得它应该是开放性的、待完成的。这不是要贬低道，而是要唤醒我们自己的责任感，激发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中国文化不是神的文化，一切都是从历史中建构起来的。这就是前面讲的，我的道或者说体是阐释性的。
提问：那么，您“原”的那个“道”是什么？
回答：寻找一个可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话语系统，它可以表达我们的利益、价值和理想，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天很好的生存发展下去。总之，能够很好的承担起某些时代所需的历史文化功能。
提问：您提到了“汉话汉说”，这是对“汉话胡说”的否定。但是在今天的情境之中，我们如何来避免西方的话语霸权，从而保持我们的话语本身的纯洁？第二，如果说西方闯进了中国，成为了我们现在中国时代问题的系铃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他们来担当这个解铃人呢？这个又如何可以避免呢？
回答：我从来没有把西方话语排除在外以求所谓文化的纯粹性。我也不认为有什么解铃系铃的问题。关键要有自信，文化的和生命的。自己的主体性挺立起来了，就根本不存在压迫的问题。鲁迅的拿来主义，我的中体西用，都是这个意思。
提问：您的原道有原来的道，原先的道的意思，这个意义上，道还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吗？
回答：“原”是一个动词，是寻找的意思。
提问：听您的演讲，您的“道”不停的变，包括“时”。但是您所说的未能把握到“传统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您说站稳脚跟，您的脚跟在哪里呢？
回答：我站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吗？知道自己的需要在哪里，自然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儒学的核心价值，“圣人之所以为法”就是传统的核心价值。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把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的历史中落实显现出来。
提问：您的实用主义要达到什么目标？
回答：“即用建体”，根据这个原则建立一个当代的儒学话语系统。
提问：那么，有用的标准是什么呢？
回答：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吗？不存在这个问题。主体对于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自然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否则这样的民族早就沉沦灭绝了。
提问：那么，如何实现利益的一致性呢？
回答：这是一个正义问题。如果它设计的制度没有正义性，那它就不实用了呗。
提问：在重建的过程中，是否丢掉了儒学呢？如何摆脱唯我论的可能呢？
回答：我的重建是以一个民族的利益的满足为目标，不存在唯我论的问题。如果把儒学理解为民族主干的文化系统，那么它最高的原则就是承担起对民族生命塑造和表达的功能。其他，都是第二义的。
书评：现状与展望
■ 止 庵
问：据统计，2003年的书评文章总数与年出新书品种数之比不足千分之一。由此可见，图书评论与图书出版不相适应，图书产出与消费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盲目性。读者面对数量庞大的图书，除了时间上感到有限外，还存在着难辨优劣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读者对书评的需求显得越来越迫切。作为书评专家，您认为图书评论对图书出版有何重要意义？
答：书是“作者之声”，书评是“读者之声”。书评反映读书人如何想法；要论图书评论对于图书出版的意义，我想就在这里。就作者而言，有些反响，多少算是慰藉；人家真能指点一二，自己还可从中获益。就出版者而言，藉此知道读者口味，对于此后工作不无助益。
假如书评的写作、发表完全是自发的，其间没有任何安排，那么此种反响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一本书所受关注程度；假如一切均出诸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读书未必一定要有想法，有想法未必一定要写文章，所以即便处于前一种情况，也不宜把问题看得过于绝对。正是基于此点，我不大同意在书评与书——尤其是“新书”——之间设定或预期某种比例关系。
我说“书评反映读书人如何想法”，这里读书人其实包括两类；其一是评论家或学者，其一是普通读者。我这说法来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一书。她说，普通读者“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假如评论家或学者写的是——至少自以为是——“公论”，普通读者写的就是一己之见，他并不希望替代别的读者解决“难辨优劣的问题”，虽然自己往往能够分辨清楚。普通读者只是与同样感兴趣的朋友——也是普通读者——就一本书聊聊天而已。别的读者应该能够区分这两种写书评的角色。至于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读者，并非什么“书评专家”。
书评应是“评论”，不是“评判”；即便书评人写成了“评判”，也只代表自家看法。不能因为公开发表，就被视为公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好的气象。读者读了书评，可能因此而买或不买一本书；但这顶多好比听人劝说，其实也可以不听。
问：目前，我国年出新书种数册数已跃居世界前列，每年都有十万多种新书面世。但好书并没有得到充分和必要的宣传，劣书也没有得到严肃的批评，虽有各种排行榜面世，但此外还有太多值得人们关注的图书。这就迫切需要在出版者和读者之间搭建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