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颉！保ǖ�246页）
从《切文古尔》、《地槽》、《初生海》等作品看，“普拉东诺夫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对农业集体化运动，自觉不自觉地是持怀疑和抵触态度的，尽管他主观上并不承认这一点，但事实却是如此。”（第252页）“这只能从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第253页）
帕斯捷尔那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是通过日瓦戈的感受来反映十月革命的，其基调是反对一切暴力、否定十月革命。”（第390页）
“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大力推荐下由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这件事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作者笔下，几乎所有服刑者都是无辜受害的好人。”（第393～394页）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中表现出……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立场。”（第443页）
“七十年代还新出现一批作家，这些人玩世不恭，蔑视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写出来的作品不仅内容乖谬，而且有时背离通常的审美原则……。
这种“分析”在《文学史》中还有很多，很多；按照《文学史》作者的观点，这些不同时代的苏俄作家既内心有病，又有悖于时代精神，还反苏、反革命，作品内容乖谬、背离通常的审美原则，即使在今天看来，当年苏联当局批判他们、迫害他们、驱逐他们、将他们置于死地，都是有道理的；看来，《文学史》的作者今天还依然笃信那些当初“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苏联文学教条，即文学就是政治，斯大林的政策就是“时代精神”，反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就是反苏、反社会主义，等等。
其实，文学的实质和发展规律要比苏联文学教条的规定复杂得多、生动得多。以苏联文学教条为清规戒律，不仅无法评价苏俄文学，而且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也忘记了。例如，上面引过的“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提倡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这句话，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文学史》的作者们受斯大林文化思想模式和苏联文学教条的影响，还肆意地篡改和歪曲他们所评论的材料，以证明他们的正确。例如，象征派诗人康·巴尔蒙特写过一首诗，题为《我想要捕捉将逝的影子》。在《文学史》中，这首诗被译为：“我用幻想追捕消逝的影子，／消逝的影子——那熄灭的白昼，／我登上塔楼，阶梯颤悠悠，／阶梯颤悠悠，我脚在发抖。”（第54～55页）紧接着，《文学史》的作者写道：“这是诗集《在茫茫中》的一首诗《我用幻想追捕消失的影子》。太阳熄灭了，白昼消逝了。为了追捕那失去的光华，登上高处，但脚下却没有牢靠的立足点，阶梯颤悠悠……充分表达了诗人那种惶惑的世纪末的忧伤。”（第55页）
然而，原诗中，在这几行诗之后，还有四个诗段。全诗应译为：“我想要捕捉将逝的影子，／那暮色将至时的影子，／我往塔上不停地攀登，／阶梯在脚下颤个不止。／／我登得越高，周围越清晰，／远处的景物也越清晰，／远处传来了种种声音，／那声音来自大地和天际。／／我登得越高，周围越明晰，／那欲眠的山峰也越明晰，／它们仿佛在用告别的光亮／温柔地抚慰我模糊的眸子。／／夜色已来到我脚下的大地，／夜色是为了大地的安憩，／火一般的太阳却在远方，／为我燃放出最后的光炽。／／我知道了怎样捕捉那／暮色已至时将逝的影子，／我越登越高，阶梯在颤个不止，／在我的脚下颤个不止。”（余一中自译，所据原文取自《Серебряньй век русской поээи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ИМА—Крoсс”， 1994）一书的第41～42页）
我们不难发现，原诗抒发的是类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情怀和不顾危局的探索与冒险精神。但《文学史》的作者却硬是将该诗后面几段略去而把第一段说成是全诗，硬是把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凭空译成“阶梯颤悠悠，我脚在发抖”。只要将原诗和《文学史》中的译文稍加对照，读者们就可看出，“那种惶惑的世纪末的忧伤”是《文学史》的作者强加到1894年的青年巴尔蒙特的头上。
又如，在分析叶赛宁《阿，你，我亲爱的俄罗斯》一诗时，《文学史》的作者们对其中的四行诗也做了篡改和曲解。他们译为：“如果有谁命令我：／‘抛弃俄罗斯，到天堂去生活！／我会说：‘天堂我不要，／我决不离开我的祖国。’”接着得出结论，这说明“叶赛宁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看来，祖国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第189页）实际上，这里的头两行应译为“如果圣人们呼唤我：／‘离开俄罗斯吧，到天堂来生活！ ’”（这两句诗为余一中所译，所据原文取自《Cepeбpяньй век pyccкой поззии》一书第358页）诗中根本找不出“祖国利益应当高于一切”的意思，全诗与其说是抒发爱国主义，不如说是表达诗人对俄罗斯现实的尘世生活的热爱。
再如，在“分析”所谓“传统派作家”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面》（1986）时，《文学史》的作者大谈批评界关于别洛夫反对妇女解放的诘难及小说的反犹太倾向，而对小说的呼吁改革的基调却绝口不提。或者说，通篇文字连作品标题的含义都没有点破。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格鲁兹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却明明白白地写道：“岁月从我们的身旁飞驰而过，但我们仍然以为一切都在前面。你不认为这很可笑吗？……现在我们应当抛弃一切幻想。包括认为一切都在前面的幻想。”格鲁兹接下去写道：“魔鬼们总是咒骂过去和赞美未来。对他们来说，未来是不容批评的。”（瓦·别洛夫：《一切都在前面》。见莫斯科《小说报》（俄文版），1987年第6期，第46页）这些话是全书的灵魂，它表明了作家对苏联官方宣传话语（这一话语的主要特点就是用虚幻的美好未来欺骗民众，却不给民众丝毫实际利益）的批判立场。格鲁兹在信中写的另外一些话更明确地道出了他同斯大林模式决裂的决心：“我觉得，我们在生活方法上也不容选择。只有睿智、我们的勇敢和对善的渴望才能帮助我们在谎言和痛苦中站稳脚跟。但是，首先应当把幻想的云翳从我们的眼睛上扯下来。让我们试着把生活极为奸诈地贴在我们身上的虚假乐观主义的标签撕下来吧！”（同上，第46页）
小说展示了一幅苏联改革前的图景：空洞的理论、虚假的社会模式造成了苏联全国性的假大空话泛滥、道德堕落、邪恶丛生。因此，远非激进人士的批评家维切斯拉夫·戈尔巴乔夫在评论小说时写道：在读过小说后，“读者自己就猜到和提出了‘什么在前面’的问题”（维切斯拉夫·戈尔巴乔夫：《什么在前面？》。见莫斯科《小说报》（俄文版），1987年第6期，第87页）。这位批评家进而指出：“什么在前面呢？在前面的是没有未来的现实威胁。”（同上，第89页）小说在当时所起的唤醒民众、呼吁改革、推动改革的作用是苏联民众公认的。《文学史》的作者隐去小说的这一主题及其巨大影响，无非是想把别洛夫这一“传统派作家”和那些“批判主义作家”在改革问题上做一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因为“传统派”怎么会要求导致苏联瓦解的改革呢？殊不知，抛弃斯大林模式已成了当时苏联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的作者在隐去《一切都在前面》所起的巨大社会作用的同时，也就阉割了小说的灵魂。
最后，从所涉及的译文（包括译名）错误和编校错误看，《文学史》的差错率也大大超出了有关的规定，以至我们可以把《文学史》称作不合格的劣质出版物。
这里，我们先列举一些由于不认真和疏忽导致的叙事错误和翻译错误，顺便也做一下纠正：契诃夫活了44岁，而不是“在年仅40岁时去世”（第15页）；柯罗连科的回忆录叫《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而不是《我们同时代人的故事》（第16页）；戈罗杰茨基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新的流派正在代替象征派”，“这个流派叫做阿克梅”或“亚当”（第70页），他把这个新的流派叫做“阿克梅主义”或“亚当主义”；苏联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1921年就被革命政权杀死的尼·古米廖夫不可能因“未向苏联政府机关检举”反革命组织而获罪（第75页）；阿赫玛托娃的诗作《最后一次相见》中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她”（第76页）；叶赛宁从未“为女皇朗诵……自己的诗”（第191页），因为当时的俄国只有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拉斯普京1994年写的两种短篇小说分别题为《俄罗斯的年轻人》和《谢尼亚上访》，而不是《年轻的俄罗斯》和《谢尼亚来了》（第89页）；邦达列夫的《演戏》发表于1985年，而不是1959年（第343页）；俄国文学史上有普希金写的《青铜骑士》，却没听说过什么叫“《钢骑士》”（第494页）的名著；扎米亚金在《我害怕》中的那段话不应当译为“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的、政治上可靠的官员创造的”，否则就“不能像阿纳托里·法朗士那样去嘲笑所有的人——那样就不会有青铜文学，而只有文牍式的和报刊的文学，这种文学今天大家读它，明天就拿它去包粘土肥皂”（第232页），而应译为“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的可靠的官员创造的”，否则就“不能像阿纳托里·法朗士那样嘲笑一切——那样，就不会有有分量的文学，而只会有轻飘飘的报纸文学，这种文学今天大家读它，明天就拿它去包土灰色的肥皂了。”
同一个人、同一地名、同一种作品，在《文学史》中的译法也多有不同，例如有安德列耶夫（第31页）与安德烈耶夫（第444页），绥拉菲摩维支（第120页）和绥拉菲莫维奇（第121页），西徐亚人（第68页）和斯基福人（第388页），谢尔文斯基（第113页）和谢里文斯基（第114页），库滋涅茨克（第184页）和库兹涅茨克 （第415页），《土尔宾一家的命运》（第117、235页）和《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第 234页），《大师与玛加丽特》（第133页）和《大师与玛格丽特》（第234页），《怪人眼中的瓦西里·罗扎诺夫》（第402页）和《瓦西里·罗扎诺夫》（第496页），《玛特廖娜的院子》（第443页）和《玛特廖娜一家》（第456页），《悲哀的侦探故事》（第 313页）和《令人悲哀的侦探故事》（第471页），等等。
注释对于学术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学史》中的注释大部分不符合规范，而且体例混乱，不标明译者、出版物名称、页码、出版年代等现象大量存在。例如，根据注释，有的话取自“马克思致雯·拉萨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第 147页），那架势好像作者刚翻阅过马克思的手稿，不过，那也应当注明出自手稿啊。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难道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