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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呆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穌召见，促膝长谈一番，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翁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
、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共商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应张謇的邀请，他们同赴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力、议院的权力、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力作了区分，对大臣任责、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本身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从《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他的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突破，下启1906年直接成立立宪团体推进立宪。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的肥缺，他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深知“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著《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是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在《浙江潮》第7期刊载的《四政客论》一文中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从此，“维新派”一词逐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日渐高涨，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当然就有汤寿潜的作用。他是个坚定的立宪派，从那时起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王朝走上立宪的轨道。
从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在给袁世凯写信请其赞助立宪的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機和其他达官显贵，来推动立宪。6月5日，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转呈了一个说帖，产生初步成效。9月10日，汤又通过章棧连续带给瞿两封信，第一封信鼓动瞿站出来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可以有“一笔两用之策”，这可以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希望瞿以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瞿为之心动。瞿当时深受慈禧的信任，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慈禧的决策。汤不断地给瞿写信促动，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在军机重臣中他受到立宪派的影响最大，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有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张謇和汤寿潜等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这一年，他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等。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就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就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无不欢欣鼓舞。汤寿潜写信给瞿鸿機：“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内心的欣喜之情毕露无遗。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有上千人。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都召开了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那些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无疑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当年10月2日《申报》报道说，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颇深嘉悦”。
包括汤寿潜在内多少善良的人们，在专制的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以为清朝真的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人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虽然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11月5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难度很大。
最热闹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派团体就是“预备立宪公会”，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后来也都加入进来。特别是囊括了上海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和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年轻的才俊。“预备立宪公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寿潜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辞，1910年还是当选了。
其他各省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则从1906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尤为宪政之本”。1906年，他们曾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的文字中有“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结果当然是都被搁置。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
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汤寿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做传时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赢得很高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有《苏杭甬铁路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