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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推行对外开放的统帅，也承认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认为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不过他在谈发展问题时，往往把发展只归结为南北问题，强调南方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全面阐述了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看法。他说：“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二、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因为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并不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执行的“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很明显的。七十年代执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这是邓小平首先指出的。1985年8月4日，他对缅甸总理吴奈温说，“我们过去曾说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说我们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无正式文献可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现过这种表述。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1975年修正的宪法都没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对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以后的1982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个提法才郑重地出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同年修改的宪法上。这一明确表述，标志着我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阶段。
（一）为什么说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对外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一切，不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准则，还公认以苏联为首，相互间并不平等。因此在建国后头十年，我国不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
1 “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接受苏共领导，对中共来说确实是一贯的。在延安时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虽然极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去。连共产国际解散后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毛，干预中共事务，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这说明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执行“一边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美国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为刘少奇访苏时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许诺，才导致毛发表“一边倒”的文章。
现在人们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外交政策，这是不对的。“一边倒”的要害是遵从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所有正式文献和全部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的。例如刘少奇1949年6月下旬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和苏方商谈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他在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就说，“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报告说，“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这种关系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
外交上听苏联的，要和它保持一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就是民间的国际活动也必须跟着苏联走，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妇组织等。这里举一个例子。时任中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1956年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一次会议，回国后给外交部干部做报告。由于他讲话向来幽默风趣，使听报告者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中国并不赞成的建议，他就问：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问：是不是（苏联驻当地）使馆的意见？回答：也不是。刘宁一这就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在报告中引用京剧《打渔杀家》上的台词说：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六部公文，凭着何来？就这样把苏方的建议给顶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种遇事先问莫斯科的态度，直到中苏关系恶化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2 “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
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不久，中美关系开始趋缓与接近。1973年毛泽东提出所谓“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欧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联合成一条线，建立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事实上只能推美国为首，不能想象当时的中国会奢望去领导美欧）。第二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和上面提到的胡乔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和发挥。公开的说法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世界大战，争夺态势则是苏攻美守，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还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战略和理论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开展向美国靠拢、大力推行“联美反苏”的外交。
在文革后好些年我们还坚持联美反苏的理论和政策。小平同志认为，美中既然都把苏联视作自己的主要敌人，美国当然就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由于中美力量悬殊，在中美间一时建立起的反苏战略联盟中，我们不能不为了反苏而迁就美国，这就使我们在美苏争夺中帮了美国的忙。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问题就是在帮助美国牵制苏联。事实上美国是利用我国同它联合心切，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更加放肆起来。国会1980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政府又提高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曾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虽有中美1982年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但售台武器问题反而越闹越大。这些都说明了在“一条线”战略下，我国无法推行独立自主政策，所以邓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确解释。
（二）对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和规划
1 首次使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作了明确规定。这就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对外政策“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1982年修正的我国宪法，也是第一次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胡耀邦并不回避过去外交没有独立自主这一事实。十二大以后，他就多次谈到与大国结盟的危害。例如1984年5月18日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
2 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不啻是对几十年外交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篇讲话不再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敌、我、友三类，依此确认它们属于联合、中立还是反对的对象；而是要求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系统地提出奉行完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针，专门提到“过去‘左’的幼稚，在这方面有表现。因此，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他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须做到的三条”，这就是：“一，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二，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国际上往往出现一些临时事件，好像很严重。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临时事件对我国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关系，但不受临时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为领导个人情绪所左右。迁就眼前事变就是机会主义。不要一将军就跳，不要被来势汹汹的环境和情绪所蒙蔽，所支配。要考虑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看来他的这次讲话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至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都对他说，“你太大胆了，敢（把这次讲话）印出来。”
胡耀邦的讲话极有针对性。过去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到毛泽东情绪的影响，可谓处处可见。不谈他和赫鲁晓夫的争吵，导致中苏关系从友变敌、苏联一下由社会主义变成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连苏联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对我长期保持友好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如朝鲜战争、参加联合国等）支持我们的印度为例，也看得很明显。想当年，我们同印度是多么友好，两国常喊的口号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鲁访华时，上百万人上街夹道欢迎，临走时毛主席还吟屈原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亲自相送。可是没过几年，1959年4月我们在西藏采取平定叛乱的行动后，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孟买领事馆门前发生了印度示威群众焚烧毛主席稻草人模拟像的事件。这引起毛泽东极大震怒，亲自修改外交部依据国际惯例起草的严重抗议照会文稿，不但第一次给印度戴上了“扩张主义”的帽子，还加了一段外交文书上少见的情绪化的话：“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奉命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记得原来的传达是“一万年”）也不能停止。中印关系从此急剧恶化。不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