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城市的綠地隻要能起到淨化空氣、美化環境的作用就行，不必非要鋪大片草坪或栽名貴樹種﹔餐館聚餐，隻要營養搭配、衛生可口就行，洠в斜匾c上一大桌飯菜，吃到最后還剩下一大半……為了城市的“形象”或是個人的“面子”，做些消耗資源、浪費錢財又洠в惺颤N實際意義的事，仔細想想實在不值得。
隨著這些年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的財政收入多了，人民群眾的腰包鼓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在花錢上可以大手大腳，鋪張浪費。特別是在建設節約型社會的今天，財政支出、企業支出和個人消費都要精打細算，把每一分錢用到實處。這就需要改變舊的傳統觀念，把“面子”問睿吹玫尯唵巫匀怀蔀槲覀兊纳钭紕t和消費理念。
最可珍惜的感情
卢卡斯
一位母亲的儿子在战场上死了，消息传到母亲那里；她哀痛非常；祈祷主说：“要是我能再见到他，即使只见5分钟，我也心满意足。”
这时天使出现了，对她说：“你可以见他5分钟。”母亲欢喜得眼泪流满双颊说：“快点，快点让我见他。”天使又说：“你的孩子是个大人，他已经30岁，你要看他30年中的哪5分钟呢？”母亲听了以后，一时也说不出来。'
天使说：“你愿意见到他英勇殉国的情景呢？还是他离开你参加军队的那一刻？你愿意见到他在学校时走上讲台接受奖品的那一天，抑或是他还是婴儿在你怀中的时候？”母亲的眼神开始闪亮，她一字一句地告诉天使：“这些我都不要。我要的是那一天，他从院子里跑进来，要我饶恕他的顽皮。他年纪那么小，却那么不开心，满脸污泥，眼泪直淌。他扑向我的怀里，几乎把我撞倒。”
母亲最愿意见到的，是孩子最需要她的时刻。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4期P42
感动，叩问我们的心灵
作者：曹静
白芳礼是以为非常普通的老人，和许多从旧社会闯荡过来的老人一辈人经历相似。13岁时，他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来到天津。为了糊口，他每天起早贪黑蹬三轮车，受尽了欺凌吃尽了苦。新中国成立后，穷苦百姓翻身当了主人，白芳礼成了一名运输工人，一直干到了退休。
1986年，老人已经73岁了，每月有固定的退休金，虽不富裕，但也不愁吃穿。然而，一次回老家河北沧县的经历，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大白天，白芳礼看到一群孩子在村里跑来跑去。他惊讶地问：“你们怎么不上学啊？”得到的回答是“没钱”。
顿时，白芳礼的心底泛起了苦味－－自己从旧社会打滚过来，因为穷，上不起学，吃够了没文化的苦。而现在，这些孩子就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一连几个晚上，白芳礼翻来覆去，没睡过一个好觉。
几天后，他把女儿们叫到一起，宣布要把自己攒下来的5000元钱捐给老家的小学。
女儿们一下愣住了－－几十年来，老人节衣缩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现在好不容易存了点钱，不就盼着享享清福、安度晚年吗？况且，5000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老头的倔脾气发作了，他手一挥：“我决定的事，你们谁也甭管。谁要不同意，我就跟谁断绝关系。”
就这样，老人一意孤行，捧着钱来到学校。
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校长掂量出了这捐款的分量，怎么也不肯收：“孩子们需要钱，是不假。可这是您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我们怎么好意思收？”
可是，白芳礼满心满眼里都只有那些失学的孩子。他四处奔走，托亲戚、邻居、向校长“说情”，最终说动了校长。
乡情们说：捐了钱，还千方百计求人家手下捐款的事，真实闻所未闻。他们打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匾额，送到了白芳礼家。
回到天津，白芳礼把搁置了几年的三轮车重新推了出来，除锈、上油、随后宣布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决定－－74岁的他要重操蹬三轮车的旧业，把劳动所得捐给社会。
女儿们的反对更加强烈了。老人说：“我自己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别管。孝顺孝顺，你们就应该以孝为顺吧。”
于是，天津的街头出现了一辆牌号为“北站出租37号”的三轮车，大街小巷也出现了这样一个苍老的蹬车人：他低着头，痀偻着身子，一条毛巾搭在瘦弱的肩头不停地蹬车。
每天早晨六七点，天蒙蒙亮，白芳礼起床，咬几个馒头，推三轮车上火车站，知道晚上八九点钟才到家。
冬天，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老人裹一件破破烂烂的军大衣，不是在火车站广场的寒风中等客，就是在街头顶着风奋力地蹬车；天气炎热的夏天，特别耗体力，老人累了就在三轮车上打个盹儿，也不管苍蝇爬，蚊子叮。
有天晚上，知道十二点老人还没回家。儿子、女儿分赴火车东站、西站找人，就是不见他的影子。第二日一早，老人才回家。原来他来了近一吨的货，连夜赶到了五十多里外的杨村，一宿没睡。“七十多岁的人了，不要命了？”家人的埋怨兜头上来，老人笑了笑，啥也没说。
从1987年到1994年，连续七年，无论刮风下雨，白芳礼蹬三轮没有休息过一天。他不光周六、周日照常出门；逢“五一”“十一”，火车站客人多，他更舍不得休息；就连除夕夜、大年初一，他也照常出去蹬车。平时有个感冒、发烧，家里人都劝他休息，他却说：“没事，出身汗就好了。”
他克勤节俭、不抽烟、出喝酒，从头到脚都是捡来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经常是馒头家凉水，常常一个多月不沾肉味，有时候饭菜馊了坏了都吃。他惟一的“爱好”，就是辛苦一天后，坐在灯下，将赚来的纸票一张张摊开，硬币一枚枚点清，一笔一画地记在小本子上－－本子上一页页记载着；一般每天只能赚二三十元；最多的一次也就赚了五六十元。
对捐钱的事，老人心里有本帐：1997年，天津要举办世乒赛，老人捐了一笔钱－－咱是东道主，得捐；过了一阵，得知附近中学的藏族学生多，其中不少都是贫困生，白芳礼就把钱捐到那儿去了；教育得从娃娃抓起，后一次的款就捐个了某个小学；后来老人得知大学里贫困生也很多，1995年以后，白芳礼就集中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捐。
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捐款那会儿，有的学校连个捐款证书都没给，有的手下钱后就写一张条。白芳礼一句话也不多说，捐完就走。时间久了，他自己也忘了曾给哪里捐过多少。资助贫困大学生，他更不会问学校，自己的钱帮过哪几个学生，也不希望受助的学生知道自己的名字。老人说：“我不图什么，只要他们好好做人，为国家作贡献，就可以了。”
20世纪910年代，有些学校开始举行捐献仪式、开座谈会。慈善捐助着不是公司老板就是白领，他们大多三四十岁，衣着挺括。只有白芳礼一个白发苍苍、一脸皱纹的老人，身上穿着的还是蹬车时的旧军大衣。坐在底下的学生一看件他，立刻鼓起掌来，掌声热烈、持久。
渐渐地，白芳礼做好事出名了，陆续获得了“全国支教模范”、“中国消除贫困奖”等荣誉，请他上台、采访他的人也多了起来。然而，这些并没让他有任何改变。摘下红绸带，藏其奖状、奖杯，白芳礼仍旧是那个质朴的白芳礼，仍旧每天早晨六七点出门，仍旧蹬着自己的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一心要把捐献事业进行到底。
1995年，白芳礼82岁了，他的双脚再也蹬不动三轮车了。他把老家两间老屋卖了，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个铺子，和几个贫困大学生合伙，卖起了水果、食品。老人给铺子起名叫“白芳礼支教公司”。为了支教公司，他干脆从家里搬到这个只有3平方米的铺子里，起早贪黑，把赚来的钱继续捐出去。
2000年，老人87岁了，脑力、体力衰退得很厉害，他再也干不动了。他把摊位退了，每天端着一个铁皮盒，在火车站附近给人家看自行车。饭盒里的硬币一天比一天模糊，都数不清了。知道最后，他只能向路过的小学生求助。
一枚枚的硬币点清后，成了老人的又一笔捐款，500元，捐款给了当地养老院。
十几年来，白芳礼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三百多明贫困大学生。如果按没蹬一公里三轮车挣5角钱计算，15年来，白芳礼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7。5圈的奔波劳累。
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背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在火车站拉客时，白芳礼老人在自己的破三轮车上挂了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军烈属半价，老弱病残优待，孤寡老人义务”。
一天，当老人蹬车回家时，间路边躺着一位昏倒在地的妇女。他赶紧下车将这位四十来岁的妇女扶上自己的小三轮，直奔医院。
有一天，老人在火车站看见一对父女，女儿拉着双拐。迎着呼啸的北风，老人蹬了三十多里路，终于把他们送到市郊的亲戚家，最后只收了两元钱。
……
天津人被白芳礼感动了。
2004年4月，91岁的白芳礼心肾肝功能日渐衰竭，不得不住进了医院。老人仅靠每月600元退休金和女儿各掏的百余元赡养费维持生活，怎能支付得起医疗费？消息传出后，询问老人病情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今晚报》，几乎热线打爆；接受过老人捐助的学生、素不相识的热心市民，纷纷来医院探望。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汇款在短短几天内达到了11万元。在医院的积极救治下，白芳礼的病情逐渐稳定。
在感动的暖流中，人们在叩问自己：我们拿什么告慰奉献者？
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曾受到白芳礼捐助的张杰、赵涛是两名在校学生。在白爷爷的帮助下成长的他们，又积极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人。课余时间，他们一直在照顾一位患病的老太太。
已经工作了的张志安，当年在受助仪式上握住白芳礼那异常粗糙的手时，就把白芳礼当成了自己的榜样。如今，每年他都向福利院的孩子捐赠。他说，今后在公益事业上投入的财礼物力都要增加。
经过17名获得白芳礼捐款的受助者调查发现，为公益事业捐过款、出过力者达100％，资助过其他贫困学生、贫困家庭者达80％，60％的人目前是多种形式的社会志愿者。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4期P10
哈佛商学院流行的4则故事
故事一
在新泽西，有一位愚钝无比的小男孩，无论老师如何努力地教他，他仍然无法学会从1数到10。
无奈之下，老师与同事商量后，决定请他的父亲来学校一趟，好好沟通一下孩子的教育问题。当父亲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竟然如此差劲时，老师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盛怒的父亲立刻把自己的孩子叫了出来，当着老师的面大声呵斥道：“你这么大了，连从1数到10都学不会，将来长大能有什么用？”
这个学不会10个数字的孩子眼珠飞快地一转，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做�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