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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的内容来看，玻尔寄讲演稿是虚，想谈战时会面的事为实。讲演的事仅寥寥写了几句，主要内容都是有关会面的事，写得长却没有写完，显然知道这样的信不会寄出，因而也就作罢。这封信的内容与后面第十一个文件的那封信内容基本相同，此处不赘。
第十一个文件即玻尔写的最后一封信，是玻尔真正主动写的，开首就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就那件不断被许多不同方面询问的事写信给你”，像是终于摆脱了种种顾虑，毅然决然地向海森伯表明自己的态度。从这些玻尔文件的内容来看，这封信也应该是最后的了断，一个自然发展而达到的结局。当然，信最终还是没有寄出。
亲爱的海森伯：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就那件不断被许多方面询问的事写信给你。此事就是关于你和魏茨泽克1941年秋天到哥本哈根的那次访问。正如你从战后最初几年我们谈话中所了解的，对那次访问中所发生的事情，就你在容克书中所表示的，我们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印象。
玻尔还为写此信找了个“特别的理由”，就是，有关英国战时原子能项目的政府档案已开放，成了可“彻底研究的课题”。为此他和有关人员作了详细谈话，其中提出了海森伯1941年访问哥本哈根的问题。
因为前面写的信都未曾寄出，前面几封信写到的，如玻尔理解海森伯的好意以及玻尔设想的海森伯的看法变化的原因等等，在此又提了一次。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就是在研究所我办公室里的谈话，谈话中，因为你提起的话题，我在脑中仔细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每一个字。谈话一开始，你就声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太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已在英国和美国开始进行的准备。在我没有答话且可能显得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最近几年你几乎独自沉浸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肯定事情将会如此。另一方面，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在谈话中，这因为我的谨慎态度，只能是简略的，但我仍然对此思考了很多，当从研究所其他人那里听说，魏茨泽克宣称，你对德国胜利的帮助如此巨大，这对于战后德国科学的地位将是何等幸运等等之后，我变得更为警惕了。
黑体字是我特地标上的，因为只有这个陈述才是所有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也是玻尔在委婉曲转的种种表达之后想真正指明的，即海森伯当年对核武器并不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这一点在前面第七个文件给海森伯的信中已经指出，但前面的信没有寄出，在这一封终结性的信中，玻尔详细描述当时情况后再次郑重指出。
下面一段是有关廷森1943年去挪威途中访问哥本哈根的事，这在海森伯给容克的备忘录中也曾提到。玻尔在此指出，尽管廷森确实向玻尔强调过这只是为了工业的能源生产，玻尔也倾向于相信他的真诚，“但我们无法肯定，对德国整体上的努力他自己究竟知道多少。”
德国在挪威生产重水的事，盟国认为是与研制生产原子弹直接相关的，因此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目标，最后在英美军队和挪威当地人员配合下，摧毁了这一重水生产基地。战后西方将此事作为题材或背景，创作了多种小说和电影，在公众眼里已成为一定案。玻尔在此却没有正面采取这种说法，只婉转指出，廷森可能并不了解自己所做的事。
然后，玻尔叙说了自己为避免被捕，1943年秋天逃到瑞典又转英国，直到那时，他才第一次知道美英联合进行的原子弹项目。有关人员找他了解德国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其中谈到了海森伯访问哥本哈根的事，并被问及海森伯访问的意图和背景。玻尔接着写道：“但不管怎样，讨论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那时已非常明显，在各种情报的基础上可以判断，在战争结束前，德国已没有任何可能实施如此庞大的工程。”
这一段话，比起第一个文件中那句令人费解的话更其费解。玻尔似乎想对海森伯说明，他告诉英国有关方面自己与海森伯的谈话内容，对德国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影响，因为那时的情况摆明，德国在战争结束前已不可能实施原子弹这样的庞大工程了。可如果有影响的话呢？玻尔就不会如此讨论？根据战时同盟国站在正义立场、轴心国非正义立场的政治正确观点来看，玻尔如此说明是没有必要的。或许玻尔在此采取的立场已远远超越于战时的政治正确？相对应，或许海森伯当年也不是仅仅以政治不正确而可以限定，因而玻尔需要如此说明？为谨慎起见，这里我们还是只能理解为，玻尔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严守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向海森伯说明和描述当时的实情。
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写得这么长，是为了尽我可能为你把事情弄清楚，并希望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更仔细地谈论此事。
要说的似乎都说了，可从形式上看，信还是没有写完。如此严重的问题作如此表述，一般来说已够客气委婉了，可在玻尔可能感到还是太过分太直率了，不符合他为人做事一贯的谦和严谨的作风。尽管这是一封终结性的信，可写到这里，他肯定知道自己是不会寄出的了。不过，在玻尔可能会感到宽慰的，因为在临终之前，他终于写下了自己想说的话，了断了一件长年缠绕于心的心事。
书生本色
■ 王纪潮
斜阳暮色重，
乌云蔽日凶。
法曹讨公道，
光明存心中。
这是家永三郎（1913…2002）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高津环于1974年7月16日宣布家永三郎控告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上违宪一案败诉后不久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吟的汉诗，用以表达他对“高津审判”的愤怒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事实也正是这样，1997年8月29日，东京高等法院最终认定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新日本史》中“草莽队”＇草莽队是幕末维新时期，由志士、浪人等组成的准军事力量，有远州报国队、居之队、长州诸队、花山队等，最有名的是相乐总三（1839…1868）的赤报队。明治元年（1868）相乐总三组织人马为官军前锋，以减租为号召。后政局已定，遂被认为是“伪官军”遭到镇压，相乐也被处死。这段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让明治政府有点难堪＇、“南京大屠杀”、“日军对妇女暴行”、“七三一部队”这四个问题上违宪，这等于是宣布家永三郎32年来，经过 3次提诉，10次判决，以一己之力挑战国家权力的诉讼案部分的胜诉，此时的家永三郎已是85岁的老人了。
家永三郎是日本筑波大学（前东京教育大学）的历史教授，研究日本绘画和文化史方面的权威。在日本，他是个家喻户晓、令人钦佩的人物，这倒不是因其学术水准为人景仰，而是因那场他控告日本文部省违宪的艰难诉讼。比较而言，中国读者对家永三郎虽然也不陌生（商务印书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套日本丛书，家永三郎的《日本文化史》就收录其中），但知道这场“民告官”案子原委的人相对不多。近年由于日本右翼在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问题上一再美化侵略，以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仅从民间舆论看，日本人的形象几乎完全负面，就在国人一片激昂的反日和诅咒日本人的情绪中，我们对家永三郎却始终怀有敬意，因为以他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懈地反对日本政府美化侵略战争的行经，但是有关家永三郎本人的具体情况国内介绍不多，《家永三郎自传》一书的出版（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使我非常高兴，我一直就想知道其为何如此，又何以能够如此。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曾说，以“耻感文化”为特征的日本人都十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会根据别人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他们所受的忠诚教育使其不喜欢特立独行的举动，也没有坦白认罪的习惯。（《菊与刀》，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153…155页）尽管今天有学者不同意本氏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义，但我们只要对照战后日本主流社会在侵略战争罪行上缺乏深刻的反省，就能感觉本氏的说法大体上准确，它在逻辑上能够解释日本的主流社会缘何对战争罪行缺乏反省精神，因为“耻感文化”易导致共谋犯罪。日本当代颇有盛名的哲学家中村雄二郎指出，耻感“使得日本社会中容易形成一种情绪性的共同性，在有些问题上能够非常有效率地给社会整体定向。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中卷进共同犯罪的关系之中，因此导致责任非常不明确的情况。”（《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06页）可在家永三郎数十年来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事件上，无论是从日本的文化特征，还是家永三郎的个人经历，我们都很难看见“耻感文化”对他有什么影响，这是文化传统与个人价值发生冲突中的典型现象。那么支持家永三郎挑战日本主流社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这种挑战也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我们过去并不清楚，对关心中日关系和文化变异的人来说，从《家永三郎自传》或许可以找到线索。
家永三郎1913年出生于名古屋一个军人的家庭，家永说他的父亲对社会主义怀有敌意但又不是一个日本至上主义者，他对后者尤其感到庆幸。（《家永三郎自传》，第11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军人的地位开始膨胀。一般来说，军人家庭的子女容易受到战争的鼓舞，家永三郎的父亲却没有给他这样的鼓励。1929年家永三郎买了池崎忠孝的《美国不值得可怕》一书来读，父亲却将自己欣赏的一篇书评剪下来给家永三郎读。该书评对美国的经济实力评价很高，并指出即使日本对美作战有小胜，占领了关岛或者菲律宾，也不过是草菅别人儿子的性命而已。父亲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怕他染上好战主义的情绪。不过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父亲仍然认为战败投降不可取，父亲的这种思想矛盾，使他“痛感言论控制是以何等巨大的力量左右着国民的思想这一事实。”（同上）可以说在家永三郎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正是这篇书评和他目睹被军国主义教育洗脑之后的父亲在思想上的摇摆，确立了他后来的政治立场。
1937年家永三郎从东京大学国史专业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没有参加侵略战争。尽管如此，他对自己没有能反对当时的军国主义教育而有罪恶感。家永三郎在自传的中文版前言中说：“我每每懊悔，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未能阻止这场不义莽撞的战争，也未能促使战争早日结束，可以说，我对这场战争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不使自己再度懊悔，我遂以法庭为基本阵地，通过广泛地评论社会问题，来阐述和宣传自己的信念。”从中不难看出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问题上违宪，除了有法理上的正义感之外，更大程度上源自他的负罪感，在耻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