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温暖的死
孔亚雷
孔亚雷：男，１９７５年出生于安徽枞阳，１９９７年毕业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曾从事过金融、媒体等多种职业，现任杭州市文联《西湖》杂志小说编辑。曾在《十月》、《山花》、《青年文学》、《江南》等期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若干，作品曾被《十月》增刊《小说新干线精萃》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跟往常一样，我早上九点起床，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调频音乐，一边烧水泡咖啡，烤面包片。猫始终在脚边绕来绕去。于是趁间隙给猫添换清水，喂了猫粮。天色阴沉，恰如开着的没有信号的电视屏幕。
现在是十月份，我开始这样的生活已经有三个月了。吃完早餐，我点燃支烟，哗啦哗啦翻动新到的晨报。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全部像倒入没有底的杯子的水一样。
我发了一会呆，然后起身拿起无绳电话，在沙发坐下，按动号码。
“……是我。”我说。
“嗯。”她在银行工作，话筒里有自动点钞机的点钞声。听来竟如某种雨声。
“今晚到我这儿吃饭如何？”
“对不起——”
“有事？”猫从什么角落钻出来，跳上沙发，在我身边径自躺下。
“事倒没有，”她压低声音，“但那个来了。”
“哪个？”
“那个嘛。”
是月经。我明白过来。我这人反应经常慢一拍。
“哦……不过，那个跟吃饭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吗？”她反问道。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点钞机雨声结束，随之响起沉甸甸的钞票捆扎声。
她满意地叹口气，“来就是了。菜我去买。”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对了，有件事。”我说。
“什么事？”
“昨晚我好像看到她了。”
“她？”
“她。”
话筒好像瞬间冰冻起来一般。她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共同认识的熟人只有一个。她一阵沉默，她在思考，同时回忆。这世上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沉默。
“你是说她……”停顿片刻，她接着说，“在哪儿看到的？”
“怎么说好呢……电话里一下子讲不清楚。”我用大拇指摸猫的脖子。
“那……晚上见面再说吧。”她说，“现在忙得很。”
“也好。”她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未能顺利出口。我们互道再见，挂断电话。我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后我觉得自己似乎老了一点。
我七月份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八月份辞去了在报社的工作。从九月份开始在一家民办夜校教英语。这一切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顺次发生。现在隔一天上一次课，工资低得可怜。但一个人活下去没问题。白天则在家写作。写长篇小说。
她是我夜校上课的学生，在一家商业银行做营业员。但其实在夜校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是报社的一个女同事介绍的。她们是好朋友——至于好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三个人一起吃过几次夜宵。后来我和她单独约会了几次。又一起睡了几次。很显然，我们都彼此喜欢对方，但未来究竟怎样，俩人都心中没数。
“为什么离婚？”有一次她问我。
“因为辞职。”简明扼要。
“为什么辞职？”
“因为想写东西。”
“报社不就是写东西吗？”
“想写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叫不一样？”她好奇心算重的。
“具体说就是写小说。只写小说。”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写小说有趣？”
“没有想的那么有趣。”
我给她看过自己发表在刊物上的几篇短篇小说。她认真地靠在我肩上看了，看完没有说任何感想。我也没问。
昨天晚上上课她没来。她去参加一个高中女同学的生日聚会去了。因为拖了一会儿堂，九点半上完课，末班车的时间已经过了。夜校上课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有五站路。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我决定散步回去。秋天城市的夜晚散发出古代银币般的清凉气息。路过一座不大的街心公园时，我停下脚步，在长椅上坐下抽烟。我想在这美妙的夜色里多呆一会儿。我已经离婚，没有人在家里等我，我也不用等任何人。我一边抽烟一边发呆。路灯光下的街道看上去俨然某出古希腊戏剧的舞台。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就在我抽完烟，准备起身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她正在穿越马路。从走路的姿态看，她很像是以前我在报社的一个同事——就是介绍我跟银行女孩认识的那个女同事。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确认一下并打招呼时，响起了锋利的刹车声。她被撞得几乎飘了起来。
很快就有一群人围上去。有人在高声打电话求救。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僵在长椅上无法动弹。那到底是不是她呢？只要跑几步过去瞧一眼就能知道。但我没过去。过去了也无济于事，我想。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自己的进程。
我在那儿坐了不知道多久。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又都走了。人群瞬间散去。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终归，我从长椅上艰难地站起来，招手叫了辆出租车。我脑中一片空白。回到家，我照例给猫喂了猫粮，然后淋浴。淋浴后走进厨房，倒了杯矿泉水，吃了两片安眠药。
“说不定是你看错了，”她站在水槽前洗碗，把洗好的碗碟递给我擦干，“她不像是过马路会被车撞到的那种人。也许只是有点儿相像的另一个人而已。”她生怕我会消失掉似的朝旁边瞄我一眼。
我把擦干的碗碟摞在一起，放进橱柜。她洗了手，解掉围裙。
“要不要喝红茶？”我问。
她无声地点下头，从餐桌上的七星烟盒里抽出一支用我的银色打火机点燃。
我转身去泡了两杯红茶，打开书架音响，放入迈尔斯·戴维斯的《酷派的诞生》。悠扬的小号声与夜色一起注满房间。
我们在餐桌面对面坐下。我也点了一支烟。
她伸过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别乱想了，”她微笑着说，“你是有点不一样。”
我低头喝了口温热的红茶，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我们一起听了一会儿音乐。迈尔斯·戴维斯与吉尔·艾文斯１９４９年合作出品，西海岸爵士乐的开山之作，冷静而柔软，犹如秋日午后的落叶。我点了第二支烟。
“我和她睡过觉。”我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话一出口，自己也吃了一惊。
“什么？”她从红茶上方扬起头，一脸的迷惑。随即像记起什么似的“哦”了一声。表情转换令人想起自动汽车雨刷。
“你知道？”
“认识你之前就知道。”
话听上去说不通，但再想想则在情理之中。她一只手支住下巴，朝我笑笑，笑容仿佛在说“无所谓的，想说什么只管说好了”。
“她告诉你的？”我问。
她点点头，用另一只手拨弄红茶袋用细线系着的标签。
那时我到报社刚满两年，结婚差一个月三年，差三个月过二十八岁生日。没有小孩，养了一只猫。我在报社负责编辑两三个版面，主要是介绍新潮家用电器以及家庭装修材料。比如最新款的数码相机啦，会播放音乐的电饭煲了，再比如防水地板、环保型涂料、可拆卸家具什么的，诸如此类。无聊固然无聊，但收入不赖。业余时间试着写小说，总没法集中精力，被各种琐事牵扯着——就像在长途客车上看电影。
她比我早一年进报社，是专跑公安线的新闻记者。经常在半夜奔赴哪个凶杀现场，然后连夜写成新闻报道。留短发，胸部丰满，笑容简洁，一看就觉得精明能干。在那天晚上一起喝酒之前，我们的关系仅止于知道对方姓名，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那天晚上我值班——每半个月要轮到值一次夜班。凌晨２点钟，我在值班室登记簿上打个勾，锁门离开。我按下电梯的下降键，然后看着电梯门上方的数字由１开始依次上升，到１５时停留了一下，接着继续攀升，当数字变为２５时，响起仿佛微波炉里三明治加热结束时的“丁当”声。过道上两盆无精打采的绿色植物似乎被惊醒过来。我跨入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在电梯门准备启动关合之际按住了开门键。我听到有人大喊“电梯来了，我要挂电话了”，同时伴以沉闷的关门声和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声。她闪入电梯，手中握着银色的索尼手机，看到靠在角落的我时表情停顿了１／２秒，随之换上无懈可击的礼貌的微笑。
“谢谢。”她说。说完叹息一声。
“很累？”电梯开始下降。
“嗯——”她莞尔一笑，是不一样的笑，看来她收藏有种类繁多的微笑，“已经习惯了。”
“又发生了什么血案？”我开玩笑说。
“无聊得很。”她轻轻挥了挥手，像是要驱走看不见的小蚊虫似的。
电梯继续下降。从２５层回到地面的时间比想像中要漫长得多。
“刚进电梯看到你吓了一跳。”
“怎么了？”
“看到电梯门一直开着等我，心里很奇怪，心想难道它能听懂我的话——结果一进来看到你在角落。所以……”看样子她还想说什么，但却又不知如何说才好。于是她又笑笑，意思大致是“不好意思，解释不好”。
我同样还以质量中等偏上的微笑，表示理解。我确实理解。有很多感受无法顺利诉诸语言。
电梯抵达１楼。我们走出电梯，穿过大厅，走出报社大楼。不知为什么，俩人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外面空气清新，黄色路灯下无人的街道一直伸向远方。
“你今天值班？”不像是问句的问句。
“嗯。”我们的关系好像由于深夜共乘电梯而奇妙地贴近了。深夜里人是会变得不太一样。
“还有事吗？”她若无其事地轻声问道。轻得我都怀疑她是否真的说过。
“没事。”我说。妻子出差了，明天休息日，她令人有好感，没有理由拒绝。“要么到哪儿去坐坐。”我接着说。
我们在路口跳上一辆出租车，去了一间我知道的通宵营业的酒吧。酒吧里几乎没人，我们挑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下。她要了芝华士１２年，我则要了波旁威士忌。我们边喝酒边胡乱聊了一会儿。她采访中的趣事，各自部门的怪人，最新型号的手机，如此等等。酒吧音箱流出烟一般的钢琴曲，窗外的街景如同一幅静物画。
后来不知怎么谈到了爱好。大概是我说自己喜欢写小说引起的话题。
“我有什么爱好呢？”她低头看着自己杯中的冰块。冰块正在融化。“以前倒是喜欢听音乐，看书什么的，后来渐渐地都消失了。消失了。就像烈日下的冰块似的。”
我想像了一下烈日下的冰块。
“是没时间？”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反正每天都塞得满满的。昏昏沉沉地睡觉，跑来跑去地采访，没滋没味地写稿。”
“有那么多案件？”
“多得离谱。”她抬起头看着我，“你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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