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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女红的实惠贯穿了我的一生，帮助我渡过种种难关。在乡下的时候，许多女工的针线活都很出色，一块补丁也要缝得平平展展的。就连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做鞋的水平也很高。手工做出的布鞋，穿着确实比买来的鞋舒服得多。那里的棉花好且便宜，在风气的影响之下，我托人买了一些给自己做了两床被子。因为不会续棉花，就和当地的一个女工换工，她给我做棉被，我给她打了一件线衣。由此带给我更深的影响，是毕生对于技术与工匠的尊敬。后来在一本内部参考的苏联小说中，看到一句话，要么艺术要么技术，立即产强烈的共鸣。在“文革”后期，因为不愿意求人，我摸索着做过各种东西。在断断续续的偷艺与偶尔向女伴儿的请教中，我已经可以做大件的全活儿。从裁剪到索扣眼，从棉活到毛活基本都可以独自完成。只是需要做的东西太多，经济又不充裕，活计比较糙。耳闻北京的一些正经的程度。记得有一次，为远方的家人做衣服，因为要赶着让人带去，一个星期做了七件，白天还要上班。有一段时间，我做衣服的兴致近于狂热。父母的衣服、兄弟姐妹的衣服、自己的衣服和朋友们的衣服，全都做过。而且对于服装样式的简单变化也非常敏感，看一看就可以琢磨着做出来。至于打毛衣，更是驾轻就熟，走路也打，看书也打，简单的针法连看都不用看，一个冬天打七、八件毛活是经常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打毛衣主要是用旧线，拼拼凑凑加上一点新线，尽可能地艺术一点。父亲有一件银灰色的旧毛衣，我把它拆开为弟弟打了一件毛衣，在流行的大鸡心领上织出黑色的宽窄条纹。他穿着出去，不少人问，这么漂亮的毛衣是哪买的。就是考上大学最初的时期，还把毛活带到学校里打。放假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把全家的被褥拆洗一遍做上，连弟弟的游泳裤都是借了别人的样子，比量着做成的。在时间和精力都有余裕的时候，我还绣枕头套。那时流行的图案和针法都是简单的，以单一的花色平绣，为了有立体感，先用粗白线绷上芯，最后用金、银线乱针缝，有一种简朴的雅致。而抽纱一类的精细技术，我在山沟里是无从学习的，补花的做法受到原料的限制也没有尝试过。还有一个遗憾，是我不会钩花。在一个思想没有空间的时代，技术便是智慧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而做女红兼有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质，也使女人的精神得以舒展。
世道是混乱的，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暗暗打定主意，如果有一天没有了饭辙，就可以做女红养活自己。上了大学以后，由文论课懂得，艺术的希腊语词根就是技术的意思。突然明白对于技术的推崇其实是具有人类性的，而艺术与技术原本也是分不开的。做女红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就难怪著名的女作家残雪，原来是一个熟练的裁缝。对于布料的全面规划与对于生活的整体把握，大概有着相通之处；而寓言式的整合能力更显示着剪裁技术的完美，细节的丰富也和工艺的细致密切相关。
六
考上大学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可以摆脱做家务的负担，其中也包括缝缝补补。加上学业的繁忙，也没有时间做细致的女红。偶一为之，也都是比较像样的衣物。有的时候，还有男同学求我缝补衣服，特别是军队下来的同学，把军裤改瘦是他们摆托枯燥军营生活后最初的自我调整。因为没有缝纫机，经常是到同学家借用。去的次数多了别人不嫌烦，自己也不好意思。意识到时间比金钱更宝贵，城市里裁缝也好找，干脆到服装店做。也有技痒难熬的时候，多是因为对于新布料的喜好，而又买不到用它制作的服装。而且，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商场，还出售裁片，就是裁好了的服装半成品，曾经买来，借用别人的缝纫机做。
就是上到北大，女同学中做女红的风气也很盛。不用说一般的拆洗缝补，就是各种流行的款式，也都琢磨着剪裁缝制。因为是穷学生，多数是买棉布。有的还要改旧为新，比如把裤子改成短裙。你教我，我教你，各种式样迅速流传。当年，流行连衣裙，一个同屋住的同学，比量着自己的腿说，膝盖下面三拳，是正合适的长度。同学之间彼此换着穿衣服，也是经常的事情。机械转变的时候，把各自穿着不合适或者不喜欢了的衣服拿出来交换，戏之为“服装展销会”。在我结婚之前，同学极力撺掇我做好衣服，还陪着我到著名的服装店，挑选面料做了一身西装。对于流行面料与色彩的知识，我也多有受益，比如，对于女式呢的喜好，就是在那个时期养成的。有一件穿小了，又做了一件。有一个同学是正统的淑女，着装朴素，终年穿裤子。我们便发起一个改造她的运动，有人负责买裁片，我负责做，另有同学负责索边，半强迫地动员她穿裙子。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喜悦，这是实用与艺术与情感的最佳结合。
生了孩子以后，我又陷入往日的家务劳动。做女红更是其中不可摆脱的内容，而且实用性强，艺术性则比较差。从婴儿的被褥到小衣服，都需要动手做。幸亏有家人们的帮助，还不至于顾此失彼。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八十年代中期，幼儿的衣物也是买不到的，王府井的少儿商店出售的都是三岁以上孩子的衣物，品种也很有限。特别是幼儿的棉制品，更是有钱也买不着。给孩子做衣服是当年一件大事，从棉到单都要靠一双手。经常是借了别人的样子琢磨着裁剪，利用各种旧料子翻改，既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有限的钱。打毛衣则是利用看电视的时间，或者是熟朋友来聊天的空档。即使在孩子长大以后，商品经济活跃的九十年代，我基本不做衣服，毛活也多数是由亲戚帮忙。只是买不到合适的，才自己动手。而且还有身体和精神都不适宜读书写作的时候，自我调整的最佳方式就是打毛衣。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好，毛线的价钱又很便宜，家人的毛衣不是小了就是破了，便买了不少毛线打起来。只是技术荒疏多年，效果远不如前，但还是可以体会到创作的快乐。我用各种颜色的零散毛线，为儿子织了一件大色块的毛背心，对比鲜明式样大方，不少人问是从那里买的。后来听说，打毛衣活动手指，可以防止心脏病，我深以为然。
时间与财力稍微充裕了一些，我便开始注意自己的着装。首选的面料是民族传统的工艺，各种印花布、扎染和蜡染，都是我喜欢的东西。不仅是古朴的图案，也包括厚实的布料，它让我感觉舒适可靠。一件仿蜡染的兰花斜裙，是用几元人民币从地摊上买来的，朋友看见都说好，穿了将近十年还舍不得丢掉。一件柞蚕绸的直筒扎染裙，是在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买来的，也穿了十年，至今还当礼服用。居委会原先裁缝铺的小老板是一位善于革新的年轻人，我经常设计好样式请他做。他原在东北干活，他说那里钱赚得少，但是活儿好做。这就是居住在北京的好处，人的观念比较开放，生活方式选择的余地也大，首先体现在着装风格的个人化。去年年底，手头略有余钱，又发现附近的一家裁缝店做中式棉袄。立即把结婚时母亲赠的一斤丝绵和一块绿花缎找出来，送去做了一件棉袄。同时又到白孔雀买来了一块蓝印花布，配着做了一件罩衣。春节的时候穿回家，全家人都觉得喜兴。
儿子在东北读书，冬天居然不肯穿羽绒衣。这使我很担心，决定为他打一件厚毛衣。找出他小时候的一身旧红毛衣裤，拆开洗过重新打，想赶在他开学以前穿走。朋友问起，何不去买一件。答曰，有跑商场的时间，自己也打出来了。找出多年不用的粗细毛衣针，回忆着各种针法，不分昼夜地赶起来。在他临行的那天下午，我只剩一个袖口没有打完，估计着时间没有问题，一定能让他穿着走。就在他即将出门的前一个钟头，一件悲惨的事情发生了，线不够了，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送走他之后，又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当年用同一种毛线打的一顶小帽子，拆出线来打完袖口，才松了一口气。
做女红的种种酸甜苦辣，也是人生况味的一种。它巩固着我和这个世界的世俗联系，时时提醒着我普通人的基本处境。它又启示着我超越世俗之上的精神信仰，种种的技术都是艺术感悟的契机。它使我在空虚的时候变得充实，不至于陷入妄诞的自我膨胀。它帮助我理解文化变革中的古老传承，从所有意识形态的话语陷阱中挣脱出来，以平实的态度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一度我曾想改换专业，去学服装设计，而且专门为普通人服务。现在，我渴望早一点老去，可以呆在家里，专注地做女红。
李逵是打手
谈 歌
谈歌，男，１９５４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１９７８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家园笔记》，中短篇小说《大厂》、《天下荒年》等。现为河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不想隐瞒，我很不喜欢李逵这个人物。我总感觉此人手太黑。叫做黑旋风，能够引起人们的恐怖联想。无论如何，一个杀人如麻，且不眨眼的土匪，能带给我们多少美感呢？他手中两把不可理喻的板斧，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我的一个读书朋友说，李逵是个二百五，不必计较。可以这样说吗？人世间，人的生命是第一宝贵的。怎么能说杀了就杀了呢？这种二百五，是典型的社会渣滓，世间简直是不可容纳的。
李逵这个逵字有讲头儿，字义上是指能通往各地的路。这就暗示像李逵这样的亡命徒条条大路小路都走得通，是可以风风火火闯九州的（电视剧《水浒》里的这句唱词似乎就是专门给李逵写的，可还算含蓄，应该改唱成砍砍杀杀闯九州），到处都吃得开的。可以理解，这样一个人物，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当然是可以到处横吃横喝的。
其实《水浒传》里还有一个人物，牛二。不过较之李逵，牛二本事不大，而且太脏了一些，是个街头的混子。可李逵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