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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哈哈大笑。但，谁也没注意到，从那以后，韩起科再也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直至聚会结束……他的脸色逐渐地灰暗起来，眼神也从陌生、好奇，到疑询、疏离，再到恍惚、呆滞……嘴角的笑纹似乎也显得有点苦涩、僵硬。
……他真的开始犹豫了。他活这二十多年还从来没有犹豫过。就连那天被捕时，他都没有哆嗦犹豫。
他心慌但并不犹豫，心里更没有任何迟疑。但是，到了这会儿，他开始疑问了，他问自己，冈古拉还是他韩起科应该回和能够回的地方吗？他，韩起科，还“回得去”吗？他开始预感到，过去自己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现在，则可能要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从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到必须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还能说，冈古拉真的是属于他韩起科的？他真的没把握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冲动起来就能不顾一切地向麦草路洒煤油扔打火机的那个韩起科了。他以一己之五尺热血之躯，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无能和无奈；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冈古拉。他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再等一等……是的，如果不回冈古拉，他只有重回监狱。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好在，他本人在这五年服刑期内，一直诚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赎罪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接受惩戒和改造，能尽力帮政府方面做一点他们需要他做的、又是他能做的事，他总是拼命去做。再加上，政府方面的人都了解了他这案情的底细，因此，上上下下在情感上一直也没怎么太把他当刑事犯来看待。
现在他愿意回监狱来接受“假释”，虽然这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是破天荒的，但大伙也愿意接受他“回来”，经郑重请示批准，这事还真成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那位后来总叫他“小文盲”、并总自称是他“老婆”的那个胖女孩。这女孩——如果一个女孩过了三十，因为没正式成家，没生过娃娃，我们还能戏称她为“女孩”的话——原是那位分区监狱长（“沙哑嗓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小亲戚。她的正式职务是省城一家博物馆电话总机房的守机员。那时候省城还刚处在筹建程控电话网的阶段。绝大多数单位绝大多数街区使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交换式电话。也就是说，都得先把电话打到一个交换总台去。由守候在总台上的女话务员，替你把电话转到你想找的那个人的电话机上去。她守着的是一台当年俄国人留下的一百门老式电话交换总机。博物馆的老楼据说也是按俄国人设计的图纸盖的。墨绿色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结实的天花板，和同样高大结实、直接砌在墙角里、显得极其笨重的圆桶状黑漆铸铁火炉，还有从那些高大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条条诡异的光线，让博物馆里那些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旧地板，朝夕在这里忙来忙去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自己一年四季都在忙着参与拍摄那部百看不厌的老电影《列宁在十月》，或者是在拍摄后来又热闹了一阵的《两个人的车站》。
《黑雀群》陆天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
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眼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做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交换台跟前去上那个班了。
每回到哈拉努里，胖胖的“薛姐”都住监狱招待所。招待所有一个老大不小的院子。那天黑早，路灯还没灭哩，她裹着件军皮大衣，趿拉着鞋，哆哆嗦嗦地穿过院子，去那角上的厕所解手，却被一个清瘦的“鬼影”吓了一大跳，好大一会儿工夫都没敢动弹，差一点都尿裤子了。只待醒过神来，她飞一般地跑去敲开“老舅”值班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口咬定自己看到“鬼”了，一个年轻的“男鬼”，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薄薄的单裤，也没戴帽子，低着个光脑袋，耸着个肩膀头，从院子里飘也似的走过，一转眼便隐到墙犄角背后不见了。“肯定是夏天里冤死的野鬼，这大冷天都穿得那么单薄，他要不是鬼，我把他蘸蘸蒜泥，活吞了！一个活人大黑早地怎么可能穿得那么单薄，我穿着棉袄皮衣，还冻得直想哭哩。”她手舞足蹈地边说边形容着。正在值班室值班的“老舅”被她无端吵醒，心里正烦得没法处治，也不接她话茬，只等她说完，拿起电话，就让总机把电话接到文化室，然后跟文化室那边接电话的人吼了声：“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这儿有人见鬼了！”不一会儿，韩起科就匆匆赶到。“老舅”指着韩起科问那位远房外甥女：“鬼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吧。”说着，又钻回热被窝里睡他的回笼觉去了。“老舅”一听她描绘的那“鬼”模样，就知道是韩起科了。
那个胖女孩一见韩起科却傻愣在那儿了。一方面看韩起科的外形、衣着打扮，确实像刚才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个瘦“鬼”，另一方面，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在“老舅”的这大牢里，怎么还会“藏”着一个这么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还挺有气质、怎么看怎么算也都要列在“有模有样”这一档里的“小男生”？她迟疑了好大一会儿，只说了句：“对不起。刚才是你在院子里转圈吗？我错把你当鬼了。可是……可是，你……你真的不冷？啥也没穿……”“我怎么没穿？”韩起科恭敬地一笑，用两根细长的手指拈起那件薄薄的灰大衣反问。
应该说，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和韩起科“迅猛发展”的这层关系上，她是占据绝对主动的。那天一回到招待所房间，她就觉得自己眼前老晃动着这个“小男生”那副“小可怜”的模样儿。挥之不去，却之也不退。（这也是她这人一生可叹又可爱之处：她总觉得别人可怜，需要她去关爱、帮助，甚至需要她去“救援”。）于是她坐立不安，怎么也放不心来。那一个白天，她起码上“老舅”的值班屋里去了有三四回、五六回。每回去，都是打听询问这位“小男生”情况的。“你想干啥呢？”“老舅”警觉地问，“别在这儿跟我添乱呢咧！”她斜了“老舅”一眼，哼哼道：“我怎么了？”她不高兴了。“老舅”却正告她：“这个韩起科还在假释期间哩。你别在省城肥的吃腻了玩腻了，又上我监狱里来换什么口味。”听“老舅”这么说，她就更不乐意了，大声嚷嚷起来：“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呐？！谁玩腻了吃腻了，上你这儿找个假释犯来换口味？你把我说成啥了？再说了，他也已经假释了。法律已经给了他跟人交往的自由了。你还能限制？嗤！？”她又斜了“老舅”一眼，然后又丢下一句：“一会儿，我上你们文化室去参观参观。通知你们那些牢头狱霸，到时候别跟我大惊小怪的。”掉转身就走了。后来的三几天里，她果然去“参观”了好几回监狱的文化室，招得分区监狱的大小干警们都有感觉了，也都反映到“老舅”那儿。“老舅”真生气了。她这才收敛了一点，继续又小住了几天之后，乖乖地返回了省城。后来，她常来。半年，仨月，总会来一回。但她不再去文化室“参观”，而是把韩起科叫出来，甚至叫出监区，叫到招待所她房间里“谈话”。因为他是“假释”的嘛，可以“自由”走动的嘛。
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
一年多以后，在一次很偶然的谈话中，那位分区监狱长突然听到韩起科居然称呼他那个远房外甥女为“我薛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