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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他走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荒煤一到文化部就被送进了位于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里集中了好几百文艺界的精英人物。管理干部都是肖望东从部队调来的，一位军人找他谈话，“你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荒煤回答“不知道，市委告诉我开两个礼拜会就回去。”那位军人神秘地笑了一下。几天后，肖望东在对“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会上说，“文化部是上海的‘四马路’，非彻底清扫不可，要‘犁庭扫院’，有人说他来开两个礼拜会就回去，不行！问题不查清楚，两年也回不去！”——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他也缺乏远见，荒煤不仅是两年没回去，而是九年后才押送回重庆的。
一场噩梦就这样开始了。开始“集训班”的生活还比较宽松，有小卖部，可以买到西瓜吃，也可以串门谈天。很快，形势紧张起来。为了肃清文艺界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集训班的黑帮们天天学习开批判会，黑帮审黑帮，小黑帮批大黑帮，还有父子都在集训班的就出现了儿子揭发父亲的情景，这在开始还很轰动，大家还很不习惯，很反感，但在军人的监督下又谁都不敢不积极。齐燕铭、夏衍、荒煤在整风中已经名誉扫地，在集训班就成为头面人物，必须在大会上交待。荒煤本来说话声音就低，交待时越说声音越低，底下的黑帮们听不清就大声喊道：大声点！大声点！荒煤好像猛地从梦中惊醒，赶紧提高了声音说话。
集训班办了两个月就宣布解散，这种方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的形势，被指责为起了保护黑帮的作用，肖望东等人也很快被打倒，加入了“文艺黑线人物”的行列。此时，社会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遍及机关、学校、街道以及每一个角落。狂热得失去控制的人们到处奔走、呼号，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骤雨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全国。各单位造反派纷纷到集训班把自己的人揪回去，许多人就在拳打脚踢中被带走了。
荒煤被拉走前还来得及去看望蔡楚生。《中国电影发展史》突然成了大毒草，荒煤罪责难逃，程季华等人深受其害，善良忠厚的蔡楚生更是在精神上承受着“原子弹”般的巨大压力。直到这时候，荒煤还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他和蔡楚生默默相对，半晌也没有说一句话，最后荒煤握着蔡楚生的手，强颜欢笑（他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自己必须这样做）道：“反正，我们都好好检查吧。你可要注意身体！”蔡楚生脸上泛起一阵苦笑，用干涩的嗓音回答：“变天账可交待不清啊！……”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蔡楚生被揪回去饱受凌辱，他原本就有肺病，造反派停了他的药，到生命垂危时才被送到医院又遭拒收，就惨死在走廊上。他死的时候荒煤根本就不知道。
离开集训班，“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头面人物就被统统关在文化部旁边的“大庙”里，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剃了光头，从早到晚请罪、批斗、听任革命群众打骂。８月１８日，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对他们的迫害急速升温，频繁的游街、示众，挨打，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造反派们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谱成曲子，并由他教给大家唱，歌词就是几句“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第一次学唱这支难听的歌曲，荒煤无法张嘴，他悄悄地看了燕铭一眼。在月光下，他脸色苍白、眼神呆滞，却是认真地近乎呻吟地在唱：“我有罪……”而夏衍却是在“革命小将”的吼叫和皮鞭挥舞下怎么也唱不出口，许多年后，夏衍说：
１９６６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地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夏衍自传》夏衍１９９６出版）
运动在轰轰烈烈地进行，造反派们的革命工作太多，总不能老把他们关在阴暗的大庙里看着，后来，荒煤终于搬进了文化部后楼职工宿舍。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支了两张床，一个桌子，两个凳子，再加上一个煤炉，这就是荒煤、夏衍、齐燕铭几个人集体学习的地方。荒煤北京没有家就住在这里，燕铭觉得每天挤公共汽车太累也住在这里，夏衍每天由他的儿子送来参加劳动和学习。
１２月一个寒冷的深夜，荒煤忽然从梦中惊醒，听见走廊里一个女声压低了嗓子在叫“陈荒煤！陈荒煤！”他急忙穿上衣服跑出去一看，是夏衍的女儿沈宁，她一脸惊慌地抓住荒煤说：“爸爸刚才被人抓走了，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快想办法打听一下消息吧！”送走了沈宁，黎明前的几个小时他根本无法合眼，想到已经６６岁的夏衍几个月来遭受的种种虐待和侮辱，现在又生死难料，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天一亮，他就不顾一切地跑出去到处求人打听消息，结果只能在遭受到一阵阵的呵斥和白眼后失望而归。那天中午，荒煤赶到夏衍家，将情况告诉夏衍的老伴和沈宁，临走时，夏衍的老伴泪眼模糊言语不清地往荒煤的手提包里塞了一包油炸花生米，她知道荒煤一向爱吃花生米，对于一个无家可归整日挨斗的人，一包花生米或许可以解决一天的问题了。
夏衍走后，小屋里就剩了荒煤和燕铭两个人。
小屋里来人不断，造反派来揪人的，外地来调查的，每天川流不息。有时就在屋子里审讯起来，有的还坐在那里逼着他们现场写材料，稍有犹豫就是一阵谩骂。白天他们被拉出去揪斗、示众，到了晚上，两个人常常被弄得鼻青脸肿地回来。然而，他们没有倒下，即使在最危险和混乱的时候，他们也互相帮助和鼓励，并以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善待周围的一切。十几年后，荒煤说，“我必须写下这些回忆。因为，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他的题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中》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他们这一对“难友”是怎样在那些“无休止的揪斗、批判、示众、劳动……”中挺过来的。
一次，齐燕铭被揪到工人体育场批斗，回来后兴致勃勃地给荒煤描述会场的情景，说“吴晗我简直不认识了，又黑又瘦”，谁好像要和他打招呼他装着没看见；又说会开得很乱发言听不清，有一个更大的黑帮分子在散会后居然对造反派头头埋怨，“你们怎么搞的，会开得乱七八糟，”结果马上挨了一顿揍。说到这里齐燕铭还长叹着说“真是比我还书生气。”第二天，荒煤在街上看到了那场揪斗大会的“百丑图”。齐燕铭弯着腰，两手被扭到背后，头向上仰着被人拽着头发，一双近视眼眨着白眼，像是惊恐，又像是痴呆的样子。他回来对燕铭说了，没想到齐燕铭第二天一早就戴上大口罩，把帽子拉得低低的跑去看“百丑图”，没有找到居然还很遗憾。
还有一次，革命群众逼着齐燕铭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不交显然凶多吉少，保险柜里是齐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的笔记，还有总理讲话和交办的事情，为此他俩连夜紧急商量对策，终于想到了要求国务院的革命组织会同文化部的革命群众，一起打开保险柜的主意，还索要了正式收据。事后，两个人居然跑出去买了一条活鱼，回来高兴地饱餐一顿庆祝胜利。那时候，他们开始自己起火做饭，为的是减少到食堂吃饭经常被现场批斗的麻烦。荒煤年轻几岁就承担了采购任务，燕铭负责炒菜。两个人戏称是过上了“亭子间”生活。
后来，齐燕铭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荒煤劝他回家去住，可是逢到突然通知要开批斗会，荒煤就得连夜赶到燕铭家里。
很多年后，荒煤对人说起这些数不清的批斗会：
他诙谐地把那时的各种批斗立了名目，分成自费批斗、顺便批斗和争夺批斗几等。自费批斗是只告诉你在何处开会，不管接送，到时你必须自己乘车前去接受批斗，因为坐车要自费掏钱买票，所以叫做自费批斗。顺便批斗是人到了会场还不知是为何批斗？批斗对象是谁？有一次已批了半天，主持人想起了问荒煤是谁名甚，荒煤答过后，主持人怔了片刻，随即说，“这次批判与你关系不大，不过，你也听着吧！”这种不知所指为何，捎带地批斗，就被称作顺便批斗。争夺批斗就是两派群众互相争夺批斗对象。为了不让对方抢走已经到手的批斗对象，有时一晚上要频频转移三四个地方，常常弄得夜不能寐。年岁较大的齐燕铭记忆力不好，荒煤幽默地说，他对记不起的事有对策，就是只说是是是，表示认错。齐燕铭却如实说记不起了，所以经常被斗得下不了台。可就是这样，齐燕铭却仍然赞赏红卫兵的组织才能，欣赏他们连夜隐蔽转移的果断快捷。
（《风范永存光热常在》顾象贤１９９６）
让荒煤感到最费力的是要交待那些数不清的罪行，时间地点细节说不清都不行。后来，他也想到了对策。
有一天，我在文化部对面菜市场门口碰见了荒煤同志，我关切地问他生活如何？身体还好吗？他淡淡地回答：“现在，我每天上午打扫卫生，下午写交待材料，真是又忙又累！”我安慰似的说了一句：“现在谁也奈何不得，注意身体最要紧！”我悻悻地离开了。
过了半个月光景，我在影协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我看到了信封的落款，只写了两个字：“内详”。我还是一眼从字迹上认出是荒煤同志的笔迹，却使我感到纳闷不已。当我拆开信一看，至今仍记得此信的几行简要内容：“基宇：听说影协有关单位，将出版‘夏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小报，如有可能请代购一份，因为我天天要写交代材料，真不易记得起来。望予以帮助。荒煤”
我立即了解到，确实有其事。不到半个月，我就买到各二份小报。至于怎么送给他，在思想上还是有顾虑的。但我仍下决心选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赶到文化部以“外调”的名义，竟不用开介绍信就能直奔文化部礼堂，找到了荒煤同志，看看四周无人，我坐下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给我的来信收到了！”立刻把用白纸包好的一份小报塞给了他，“希你注意保存，如万一被人发觉，就说你自己从大街地摊上买到的。”这次，他说了声：“谢谢！”我终于安然地离开了。
我一直把荒煤的信小心翼翼地装在内衣的口袋里，我真想把它保存起来，但在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军宣队突然下令：他们带领我们下干校了。我感到无可奈何，不知哪年哪月回来，只得把这封信予以灭迹，然后才感到放心……
（《永远的怀念和鼓励》沈基宇１９９６）
在腥风血雨的动荡中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荒煤和齐燕铭分手了。一天，荒煤在街上看到大字报，江青和康生说他“很狡猾”，指责文化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