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昕清楚地记得荒煤回到重庆的那一天：
前一天，我被找去谈话，说结论下来了，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第二天就到，让去接。回到家里我对好林说了结论的事，女儿非常生气。我们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醒，时间已过了，好林爬起来就往山下跑，还好火车误点了，等了好久才来。等他从车上下来时，我们都愣了，他整个人好像矮了一大截，动作迟缓，身体衰弱，精神也不好，一副很惨的样子，当着那么多人，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访张昕》２００５．５）
他被分配在重庆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没有职务名称，谁也说不清是叫“书库员”还是“资料员”，反正工作就是抄卡片，清理旧书刊。虽然没有人再叫他“２０３”，但也不能叫他“同志”。所幸的是，图书馆给了他一间小屋子，他有了一个自己生活的空间。
他除了牵连家人外，到底还是给重庆带来了坏影响。尽管经过反反复复的核查，他当年被捕的情况是清楚的：１被捕过，２没有出卖别人，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３出狱时写了要为三民主义新文化而努力。但根据这些情况仍然把他定为叛徒。当张昕有意把这些情况告诉周围的人时，话剧团很多人都为此感到惊讶和不平。然而，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却是谁也没有料到的，重庆市有些原本没有定为叛徒的人，就按照中央定陈荒煤的标准也被定为叛徒了。
他不能不怀着无限内疚愧对一切人——包括他的亲人。他怕见一切人，却又不能不接触人，不能不说话、不学习、不检查……离开了监狱，但那些罪状仍然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用“度日如年”形容出狱后三年漫长的生活。
不料一旦回到人间，一接触到人，太累了；我听到人叫陈荒煤——当然没有“同志”之称，总觉这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经常要学习“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我这个“黑帮分子”还总得检查反省；和人相处，我得考虑该不该说话，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太紧张太累，反而觉得太不自由了。幸运的是，我回到宿舍这间小屋，我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我随时可以打开窗子眺望长江——而七年监狱的窗子是漆黑的，看不见天空、阳光、星星、月亮和风雨……。
这时候，我的心灵也就可以自由飞翔，飘荡在长江上。我多么渴望长江给我一个回答。
……我这个长江的儿子，怎么就突然卷进一个修正主义的深渊里去了？波涛澎湃的长江什么时候掀起了这一股长达三十多年之久的修正主义黑潮？
我心头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我不论是看到洪水季节长江的奔腾激荡，枯水时期的平静，沉没在浓雾中的长江的身影；还是在阳光下灿烂发光酷热灼人的长江；或者看到夜间航轮的灯火如同流星悄悄消逝；或者听到突然撕破云空的哀凄的汽笛声，我都会深深感到，有千丝万缕理不清、割不断的迷惘和痛苦，伴随着无尽的回忆萦回在心头，每时每刻、每天每月，让那片难熬的回忆夜夜无声地消逝，太难太难了。谁知道，我向长江挥洒了多少泪水和心声？！……
（《梦游“三年”的这一天》荒煤１９９１）
在这间小屋里他常常彻夜难眠，重压下的灵魂挣脱重重束缚好像在梦中游荡。１９７６年初，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在这间小屋里，荒煤禁不住放声痛哭。
１９７６年春天，我在重庆听到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之后，有一天我在书库清理书籍，我又发现即将清理的重庆土纸印的半本残缺的《屈原》剧本，随便翻翻，我就站在那里读完了这剧第五幕——读了《雷电颂》我顿时觉得热泪难忍，胸口发闷，如同真是被雷电猛击了一下，心头不禁颤栗起来……我至今也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我的心情，到了发生所谓“天安门事件”之后，我心中除了不能抑制的悲痛之外，又在心中增添了无数的疑虑和郁闷，我真想大声喊叫：
“炸裂呀！我的身体！”“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永远闪光的雷电》荒煤１９８４）
他渴望能有一把利剑，劈开笼罩在心中的重重迷雾！
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
阎 纲
阎纲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４日生于陕西礼泉县，１９４９年加入解放军宣传队，１９５０年在县文联工作，１９５２年调干上大学，１９５６年在《文艺报》工作，１９８６年到《中国文化报》工作。
一、严文井
我说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警告说：“中央已经掌握你们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
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
反军的罪名吓死人，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话音未落，就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我继续反军。
后来，日子更难过了，“遭遇战”弄得我坐卧不宁。工间休息，正想在田头伸伸腰、吸口烟，倏地，“阎纲站出来！”众人围上，摩拳擦掌，七嘴八舌，突袭一番。刚端上饭碗，刚要脱鞋上床，倏地又围拢上来，要你老实交代。
我总是那两句自相矛盾的回答，军宣队进驻以前如何如何，军宣队进驻以后怎样怎样，天天如此，像耍猴似的，日子一长，专案组兴味大减，斗志渐渐疲软。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白天干活，晚上“办班”。我是唯一一个放在群众中的“五一六分子”。
清早上工，我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树根（或米袋子）扛上。齐步走！”大后晌收工，我同样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猪草挑上。齐步走！”路远，苔滑，挑重担，炼红心。吃完晚饭，提一暖瓶开水，回到宿舍，脱下雨衣，刚一落座，不及喘气，就被带到学习班。又把雨衣披到身上，湖北多雨。
天天审到黑夜，夜夜饿得难受。审罢归来，还是不准打盹，看守们猫在仓库的一角越是开罐头喝酒，我的脸浮肿得越厉害。
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
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这么晚了您……？
坐于床头，掂量许久，吃不下去。腹诵七言八句，和血和泪，监视甚严，未留底稿，然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又一天深夜，老严塞给我一个纸包，原是一块骨头。我狼吞虎咽，啃个干净。老严后来告诉我说：“那天，周增勋他们弄到一条死狗，剥皮煮肉，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得一根小腿。我不舍得吃光，留给你啃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去！”
惺惺惜惺惺，走资派惜“五一六”，真乃“一丘之貉”。
不久就受洋罪了。我被带进窗户用棉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屋子，如山洞，如深涧，如地窖，如下水道，如地府。
中间一大盆木炭火。我在床下受审，不时拳脚相加。床上呈弧形，倚墙靠卧着披军大衣的男男女女，都学会了吸烟，一半对一半，就地打盹，轮换休息，轮番轰炸，像是上了威虎山。惟独我，一个猎物，木然站立，昏昏然，不知东方之既白。送饭来了，始知又一个白昼降临。我水米不进，罢吃罢喝，恍恍惚惚，出现幻觉，好像真的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的组织。我承认了，我只想睡觉。我站着睡着了，一个巴掌把我打醒，因为我还没有供出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以及我的联络人。
还不如被押上真正的敌人的法庭，我可以像李玉和那样大骂鸠山；要么我是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只要坦白了就能够供出秘密联络图。我哪儿去找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呢？我忽然想起张秋蕊女儿的名字：“是‘红卫战斗队吧？’”笑声中飞来又一记拳击。
受的什么罪啊！
我们作家协会５连，战果辉煌，荣获干校“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
二、郭小川
郭小川被揪回作家协会接受批斗，和我同在一个“牛棚”，大家面壁而坐，或者学毛选认罪、候审、写材料，或者准备随时拉出去登场、亮相、表演。是他私下告诉我说，当我挨斗之后被两条彪形大汉押解回棚的时候，满头乱发，满脸血印子，像是押赴刑场，可见当时自己的尊容。不久，比我更沉重的铁拳落在他的头上。其实，他是很合作的，只要以群众的名义，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
郭小川和我们一同下干校干活。他不愿落在人后，插秧飞快，全连第一。残酷的、马拉松的抓“五一六”的战役，闹得人人自危、个个紧张，他劝我吃安定。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安眠药中只有安定片药房可以卖给你，因为它的毒性小，但是，安定对他已经不起作用，所以只能大把大把地吃，午休也大把大把地吃。他对我说：“我才不自杀呢！可是他们不信。”牙周炎又闹得他不得安生，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一天到晚乐呵呵地满不在乎。看见女同志挑重担，他就愤愤然：“我找连部提意见！”他自己“解放”无望，却替别人张罗着联系工作，岂知要打发出去一个五七干校的人多不容易！哪个部门敢要？他也不想想，事到如今他的一封推荐信到底有多大分量？
大周明、小周明和我，同属“五一六”一案，被审、被斗，狼狈不堪。打“五一六”，大敌当前，枯木朽株齐努力，郭小川调四大队队部，接触过我们的材料。他分别暗示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提醒我说“这场深挖是假戏真做，不能当真！”但是，军宣队厉害，屈打成招，谁顶得住？一次，他告诉我说：“这回‘清查’有问题，起码是个‘扩大化’！”大周明最惨，险些儿被冻死、打死，打死也不承认，他的回答是：“一、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二、我要是参加五一六，就是你们介绍的；三、怎么处理都成。”就这么三句话。后来，他把这三句话写成好多张纸条，拷打一回交一张，要写交代再交上一张，直到别人“供出”他，才落个“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低头”的罪名。就是他，郭小川也找来下棋，嬉笑怒骂满不在乎。周明问：“你跟我下棋不害怕吗？”他反问周明：“你认为你是五一六吗？”
不久，他离开大队部，请出专案组。据说在一次摸五一六敌情、扩大深挖战果、排疑犯名单（多至３０余人）的秘密会上，他明确表示：“有那么多吗？不相信！”
郭小川回京看病，在永安路他的内室，轮次向干校难弟们透露“四人帮快完了”的自以为有来头的传言，从未有过的激动。上边又盯上他了，不管他牙周炎多么痛苦，还是把他赶到文化部另一个五七干校——天津团泊洼（当地的一所右派分子劳改农场近旁），宣布撤销办了６年多的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极少数分配不出去的人合并到这里。１９７５年，我又和小川在一起了。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牙痛加剧，离了安眠药没法活。他的居室……怎么